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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建设的根本起点”。军委应当召开专门会议详细讨论一下具体准备工作。

几天过后，彭德怀便召开了准备工作会议。会场上的气氛异常活跃，大家争先发言。从当时的发言纪录可看出与会者的心情：

“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战争，这些制度早该实行了。”“现在我们有了全国政权，我们的军队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常备军，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上级既不发武器弹药，又不发薪饷粮袜，一切东西都叫部队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来往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开始在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只好临时给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头衔，叫某某将军，某某上校，往后总不能一直这样干吧！”“战争年代，军队干部不结婚，大家没有话说。长征时，当军团长的都不结婚，下边干部自然更不敢去想。可到了后来就不行了，解放战争末期，军队一住下来思想问题就多了。当时对干部结婚严加限制还有道理可讲，现在军队干部跟地方干部去比，连限制结婚的道理都不好讲了。”

大家对于军队实行几项制度改革，不仅一致赞扬，而且表现出异常的迫切感。

讨论到最后，彭德怀说，大家的意见很对，我们有些旧的制度不改革，已经不利于今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应付现代战争。但是，要建立这些制度，首先要收集资料，研究情况，起草条例等，工作量很大，涉及问题很多。这些工作须由各主管的业务部门负责去做。为了加强领导，军委决定聂荣臻担任军衔实施委员会主任、兵役法委员会主任和编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担任薪金委员会主任，张宗逊担任勋章条例委员会主任，贺龙负责军服样式和军衔标识符号的研究审定。

最初，大家对于这些制度的改革，包括彭德怀自己，设想的进程都比较快速，后经深入研究，意识到这些制度的改革牵涉很广，而且又相互联系。实行义务兵役制和颁布兵役法，应当以宪法的规定作依据，但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在草拟中，尚待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兵役法的颁布要在宪法之后。而不实行义务兵役制，则军队的薪金制也不便付诸实施。因为军队实行薪金制的是军官和工薪制职员，义务兵仍然需要实行供给制，即只发给少量津贴费。可是当时部队由于长期战争的原因，许多排长（军官）与副排长、班长、老战士等士兵相较，无论在资历方面，还是在革命贡献方面，并无很大差别。如果排长拿薪金并按照规定允许结婚，而对副排长、班长和老战士这些志愿兵的实际情况不加考虑并作适当处理，就会引起很多矛盾，难以解决。而军队的薪金制如果不能及早实行，则军队中广大干部的结婚问题和赡养亲属等问题，又都难以解决。

因此，选择最适当的次序，争取尽早实现这些制度改革，解开这个连环扣，在当时就成为彭德怀必须解决的难题。彭德怀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他说：“现在团、营、连干部很困难，非解决不可，薪金制在明年的征兵制前后搞，军衔制也是有联系的，急需办的是薪金制。”在这之前，军队的官兵，全部是供给制。而在地方上，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工作的党政干部是供给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部门中的留用人员和各种行业中的职工都是薪金制。这种供给制与薪金制并存的状况，不仅在地方党政系统中造成许多不合理现象，而且对军队的干部也产生很重的影响。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12月全国农业、钢铁、航务会议上讲：“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彭德怀急于把军队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他在1953年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里说：“不实行薪金制，则广大的下层干部生活已难以维持，亦难以巩固在军队工作的意志（一个营长的伙食加津贴48万元，只等于火车上一个新参加的乘务员的薪金，等于一个较好的雇用炊事员的薪金，低于汽车司机的薪金）。供给制不废除，则各种标准制度都难以确立，一切均以人口计算，且对干部缺乏约束和鼓励的作用。”熟悉部队情况的彭德怀，对于下层干部的困难深为关切，焦急之情，溢于言表。薪金制条例，在1954年初高干会讨论后，经过反复修订，已趋成熟。但因老兵未作妥善安排和处理，仍不能施行。于是彭德怀同聂荣臻等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