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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以后的几天,也许是彭德怀三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最痛苦、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日子。
庐山的仲夏,潮湿,闷热。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彭德怀走到室外,在林阴道上漫步沉思。忽听对面有人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聂荣臻迎面走来。他仍像过去一样面带和蔼的微笑,走到彭德怀身边说:“老彭,在这儿做什么?”
“散步,乘凉。”彭德怀回答说。
“主席的讲话对你的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度,你是怎么考虑的?”
“一下子说不清楚。只好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聂荣臻担心这位秉性刚直的老战友,由于思想不通而产生对抗情绪,便耐心地劝说道:“老彭,可不能这样想。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考虑好了再写成稿子,到大会上去讲一下。”
“我现在很疲劳,一下也写不成。”
“可以请两天假,不参加小组会,把你考虑好的问题讲给秘书,让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斟酌、修改。这样既节省时间,文字上也会更周密些。”
“本来我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就没有带秘书来,身边只有一个军事参谋,他不能写这类文稿。”
“那就赶快打电话叫王焰立即来庐山,要抓紧,不要再迟延了。”
“好吧。我再想想……”
彭德怀完全理解老战友聂荣臻的一番好意,他是希望彭德怀很快作一个既严密又比较深刻的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至少不要再节外生枝,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聂荣臻的良苦用心和他那热情恳切的态度,使彭德怀甚受启发。
彭德怀面临新的考验,新的抉择。但他所考虑的也仅仅是“如何……对党有利”,并不是承认自己信中那些意见都错了。
两天后,彭德怀打电话给北京,让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到庐山来。
从24日以后,彭德怀请了两天假,没有参加小组讨论。连续几天,他反复考虑的是对毛泽东的讲话应如何表态。他是个心口如一,从来不说违心话的人。但在当前情况下,他若毫不让步,那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从毛泽东讲话以后,他没有到餐厅去同大家一起吃饭,也再没有人到他的住处来。他每天很少和别人见面。一道无形的高墙把他同其他与会者隔离开来。只有随行参谋和其他几个身边工作人员,有时可以听听他倾吐心声。
7月25日上午,彭德怀向随行参谋谈到自己的心情:
“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伤过不少人。但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讲。去年经济工作上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应该讲一讲,讲错了挨批评也不怕。有意见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这两天,我又把信看一遍,觉得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的信是写给主席,向主席请教的,态度还是诚恳的。如果提得不妥当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说一下,批评一顿也可以。”
下午,彭德怀又把随行参谋找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初稿,并把7月14日那封信作了一些修改,要参谋誊抄清楚,准备一并送给毛泽东。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主意,不送了。他说:“那封信虽然有的提法不够妥当,可是有些意见并没有错,不能全部否定。问题是毛主席已经讲了话,而且提得那样高,我若是不作检讨,这个弯子也不好转。”
他极力寻求一条摆脱困惑的正确途径,但没有结果。
毛泽东23日讲话以后,庐山会议进入集中批判彭德怀错误的阶段。最初几天,大部分人发言态度比较冷静,语气也比较缓和,基本上还是按照处理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方式进行的。许多人发言明显带有“转弯”的性质。例如下边这样一些发言:
“对彭总的意见书,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没有引起重视。经过大家讨论,特别是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再看意见书,就越看问题越严重……”
“对彭总的意见书有个认识过程。初读,只觉得有的提法不当,有些过火;但大胆地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听了主席讲话以后,才认识到这个意见书提出的是方向性问题。”
这时也有人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说彭德怀的信是“大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