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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干部因顶“五风”挨了斗；有的社员在刮五风时又挨了某些干部的打骂；有些社员被拆了房，砸了锅，至今无房安身，无锅煮饭，都来彭家围子诉说。从1958年到1960年各生产队粮食产量、口粮分配的实情，也都一五一十地给彭德怀说了。你言我语，倾心交谈，累得彭德怀嘴唇干裂，声音嘶哑。遇上生活特别困难的，他忍不住还从自己口袋里掏出5元、10元或20元、30元，塞在对方手里。

10月8日，碧泉公社新开大队红星生产队4个妇女来见彭德怀，说她们生产队原定基本口粮是300　斤，现因减产只给148斤，从8月10日至今已吃去75斤，下余要到明年2月份才发给。4个女人愁苦着脸问：“彭元帅，你看看么，这会饿死人去！”彭德怀让金石马上去查访，那里确有10—20％的人家已经接不上顿了。夜深，来人散尽，屋里只剩下彭德怀和几个工作人员。彭德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几天来，他一直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现在终于忍耐不住了，咆哮起来：

“北京净听这样好，那样好，有人就是当官做老爷，不下来听听！”“现在有人吃不上饭啦！我们对得住群众吗？”“有人还是报喜不报忧，我回去要报告中央，我不怕！”

20年后，金石回忆起这个乌石之夜说，这是他随彭德怀回乡调查中，“唯一一次看到彭老总大发脾气。”“一次好大的火哟！”几天后，彭德怀自己到乌石公社黄卜大队访问，走到一个姓贺的社员家，锅里煮的是糠糊糊。贺的堂客（妻子）请彭德怀尝，彭德怀让同去的景希珍也尝一口。景希珍回去后叹气说：“那东西真吃不下去。”彭德怀见了黄卜大队的干部很不高兴，问大队干部：“你们能睡得着吗？我是三晚冒睡得着觉。”

到彭家围子来访的人，所提问的事情中，涉及两个尖锐问题：一是老农来访大都要问彭德怀：“眼下困难时刻，能不能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搞几年富裕了再合拢也行么！”这个由大跃进、公社化破坏而在农民心里重新升起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要求，在18　年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以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得到满足，从而释放了数亿农民的生产潜力，出现了80年代中国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创纪录的丰收。而在1961年，即使像彭德怀这样和农民的心十分贴近、对农村的考察十分深入的共产党人，也视之为倒退，万万不可的。但彭德怀没有批判任何提出这样要求的人，只是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农村干部、社员解释，说：“分田要不得”，“单干坚决不能搞的”。甚至在一次大队干部会上说：“我这已经是第四次表态了。”另一个问题是一部分党员和教师提出来的。

一天，龙口公社石坝小学校长王孝让带了10来个教师和学生来访：“彭元帅，我们想有个问题请示。”

“有什么提出来共同商量吧！”

“五风是如何造成的？上面有什么责任？过去搞一个运动中央有为首的。如1927年反陈独秀；1935年反博古；这次反五风，是不是也有呢？”

“五风是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强迫命令。这是层层有责任的，至于谁个来负责任，那个就不好说了。”

“这几年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完全自然灾害造成的呢？”（当时曾把问题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

“不仅是自然灾害问题，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但由于上面官僚主义，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战线拉得很长，国民经济没有按比例发展……”

一天，旗头大队一个老倌子来问彭德怀：“五风中我的屋也拆了，办公共食堂饿得要死，我多久就要找你老人家，我就要问一下，中央的政策农村里搞得咯家伙，到底是中央要咯这样做的，还是脚下搞的咯家伙？”彭德怀说：“是走了些弯路呵，现在颁布了《六十条》，就按《六十条》办了。”

接连十几天，彭德怀的心思，都放在来访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反映的许多情况上。这天清早，一个凫鸭子老倌的来访却拨动了他的另一根心弦。老倌子走后，他回望乌石峰凋零的树木和孤耸的易华祠。从立志学易华打富济贫的童年梦开始，他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从崇敬易华的保境安民开始，他成了新中国的保卫者——国防部长。现在他犯了错误，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自嘲“放毒”，他究竟放过什么毒呢？凫鸭老倌辛苦又自在的生活忽然吸引了他，他也想回乡来“养凫鸭子生蛋”。他在参加乌石大队干部会时，果真把这个计划来和乌石大队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