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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车轮战的鞫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党中央审查他：“文革”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从少年时代铸就的疾恶如仇的霹雳般个性，他一生一世只服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质，时而表现为对那些无端诬指的痛斥痛驳，时而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对操生杀予夺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道：“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春节以后，专案组又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前，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做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还是“抗拒审查”以坚持实事求是呢？他在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做出极度痛苦和极度矛盾的选择。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接管了专案组，对彭德怀继续审讯。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专案组5个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用千古切齿的“莫须有”，“逼供信”手段，制造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

从被揪以来，彭德怀忍受着红卫兵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期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期待“九大”使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相信毛泽东驾驭历史的能力。冲动的热浪过后，定会有冷静的总结与处理。

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滴下英雄之泪。

“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

他对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林彪的政治报告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认为，“这是比任何时候都担心的问题”。他对“文革”中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经济建设也有意见。这些都作为异说被哨兵记录在案。哨兵的登记上还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愣”，“突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他发现“八大”的中央委员到“九大”不足一半，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留下的也不足一半，他“扳着手指头数”，“流泪4次”。

“九大”以后，彭德怀明显地衰老了，经常失眠。9月11日至14日连续4夜，他几乎彻夜没有入睡。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静坐出神，有时唱歌发笑，有时发脾气、闷声出气。

1970年7月2日，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