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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盘，总称得起饱经忧患的几朝元老。因为在“张大元帅”时代，防范学生，跟随学生的是他，北伐以后，保护学生，听从学生的也是他。地方虽狭，倘无特别情事，就是将来，恐怕也只有他能够维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风格。挨着他的油盐店和糖果铺，从前都是一等一的生意，现在都改造成大玻璃门的时代营业，这最与学校街的气息不大相投。再往西便是“景山书社”，在十余年前，它在文化，思想书籍的，确有不可没灭的功绩。与沙滩的“部”，都是北京大学学术上的代表机关。现在部已经用砖头石灰代替了门板，它呢，光焰虽息了，不知道它的门还开着没有？似乎没有送到眼前。对着它的大学夹道，望进去也觉得长漫漫的，凄清得很，真是“乌衣巷口夕阳斜”，不胜今昔之感。而印象最深的，是书社隔壁有家上鞋店，破屋半间，茅茨上墙，于矮檐前，搭着瓜架，夏天绿阴阴的，颇具豆棚瓜架的诗意。到现在还是那样朴素的存在着，没有平地起高楼，实在难得之至。不过在从前土墙外面，成天家放着几辆红胶皮带绷儿亮的洋车，搁在那儿，实是天造地设，有说不出的调协。这些车在白天都是只有车不见人，一到晚上，便把火石灯点着，原来专拉某号某先生逛八大胡同的。车夫们各有外号，不是“火车头”、就是“特别快”、还有“飞毛腿”、“小飞机”等，讲究在东斋会齐起身，到韩家潭，连上下车在内，不能过十五分钟。听说一晚代价仅五六毛钱，这虽是学生们的不好行为，但可见那时候民康物阜。不知道这些位地上英雄，现在都飞到那儿去了。

最令人注意而掀起旧梦的，当然是第二院和西斋，第二院向来是北大本部，她的面貌，还是那样堂皇肃穆。门前两根大红柱，仍然撑着府门头的架式，门内的一对大石狮子，也还是静默默的立在那里。门口似乎清静一点，不如往昔进进出出的热闹，这或者是心理作用。猛然间钻进眼睛的，是东边立着的那个邮筒，真算是久违的老朋友了。从它扁红的口，不知吞食了我多少信件，有是向很远的老家儿要钱的，有是与朋友谈天说地瞎聊的，有是用粉红色信纸写给女朋友，当时不免“心弦跳动”现在以为荒唐的。还有用大信封装息自己觉得不错的狗矢〈屎〉文章，拿去充实报屁股的。差不多每天都劳它的驾，一别十年，它还是那样健壮，胃口也同从前一样，并还保持着绿色的青春，不禁想下车去**它的大圆脑袋和扁口。同时想起一段笑话：有一年的冬夜，天上布满浓云，似要下雪，一阵阵的寒风，刮得街灯闪烁无光。我正从东斋回来，看见一位穿西服的同学，弯着腰在那儿送信。等到伸起腰来，里面穿着本来卷起的旧棉袍后身，遂掉了下来。于是从前面看是穿的西装，从后面看，则是套着马褂的中服。这位同学自己当然不知道，还在踏着细步若有所思的慢慢走着。旁观的人，则不禁掩口指笑。这真是“相君之面，不过洋人，相君之背，妙不可言”。也可见在穷学生时代，想弄身西服，实大非易事。就是勉强穿上，也是东拼西凑，不能彻底维新改革。在那时候，穿西服的还是少数，大半都是广东佬。北方的同学，都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仍然保存着燕赵遗风。因为一套哔叽的需十八元，加上皮鞋衬衫等，总得三十多块。俭省一点的，半年的费用，便都一起穿在身上了。

西斋，哦，这是我的娘家门，怎么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了呢？门口还是那样不大整齐的名士派，对面的纸烟花生小杂货铺现还开着。我真不忍使劲往里瞧，我不是曾在里面住了整整六年吗？青年时代的一切，不都还寄存在这里吗？最初住在黄字号，与后来成为地质学家的黄君同一小屋，朋友们常常说笑话：“这都是黄字号的先生。不问能耐，就冲这个字号就不怎么样。”到本科后便落到天字号，这是西斋最难得的号舍，都是私相授受，学校方面一点也管不着。因为它是一个人一间，起居谈话，都很方便，尤其是喜欢谈情说爱的朋友，莫不以掏换得天字号为最大目的。我虽不讲恋爱，但由黄字号搬到这里，真是一步登天。所谓天字号的朋友，都是响叮当的，不仅是牌匾好，地方也较舒适。我常对朋友说：“咱们现在是砂底子了，不说别的，就这字号，也同康熙官窑一样，一点也不含糊。同时年份上也说得出去。”因为都是高年级的老资格，才能够渐次的升到这里。只可惜夕阳无限好，住不上两三学期，便该脱去学生制服，“赶门在外”了。

“北大”之大，用不着夸张，即这西斋与第二院，便够得上是藏龙卧虎之地。第二院有个老听差，白胡须小矮个，据说在京师大学堂时代，他就是开校元勋。凡是北大的名人，没有一个他不知道的。尤其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