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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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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六十一章　北大六年琐忆】………

田炯锦

约两年半以前，刘绍唐先生嘱为传记文学写一篇我在北京大学受学时的回忆。因彼时正忙于办理行政院法规整理委员会的结束事项，未能报命。原打算在去年北大校庆以前，抽暇草拟，不意有许多笔债和事务待办，以致迟迟未能着手。现在又快到今年校庆了，只得将过去在北大六年而今仍能记忆的琐事拉杂追叙，如有错误或欠正确之处，尚希阅者指教。

*六年夏，看见北大招生的广告，应考资格有同等学历一项。彼时我在天津南开中学刚修完二年级的课程，乃报名投考预科，因物理化学尚未修习，乃请高班同学指导，补习了一月。考试结果，幸被录取，编入文预科一年级甲班。次年章程修改，非中学毕业不能应试，故我跳越了两年转学北大，实属幸运。

南开中学一切很认真严格，教员按时上下课，每学期的功课均按时教完。学生则闻上课铃即入教室，请假须合规定，不得无故缺课。有月考、期考、年考，月考成绩差者，教员予以责备警告，期考有不及格的课者补考，年考不及格者降级。故教与学均兢兢业业的进行。初入北大，甚感不惯，上课铃响时，好些教员常迟延十分钟左右，方到教室，但下课铃响后，仍继续讲之不休，下一课的教员如守时，学生简直无法休息。有些教员上课两三星期，尚未*正题，有些教员编发讲义，但过数星期后，又作废另发。月考甚少，且不认真。故当时很奇怪北大系驰名全国的好学校，何以如此随便？但一学期未满，我即体认北大的长处。教员们多系学识丰富之学人，他们开始讲的很多题外话，对该课以后的深入了解，大有功用。有些教员的功课虽未能按时讲完，但确有许多心得，转授给学生。只要学生肯用功，则其所得到的益处，当远超过按课本逐章逐节的讲解。所以我常想倘能以南开的谨严，与北大的启发，合并用于教学，当可以使大多数学子都有成。

北大的前身，为清代已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监督及以后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兼任，学生们亦多僚气与暮气甚深。我初入学时，尚闻人论说：北大老旧，高师穷苦，清华洋气。但事实是：自六年一月蔡孑民先生接任校长后，揭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并勉学生以三事：一、研究学问，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同月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六条。四月停聘学术标准不合在大学任教之外国教师。是年冬组织学术讲演会，并创刊《北京大学日刊》、《月刊》。故自蔡先生来北大后，学校已逐步改进。加以他豁达的气度，远大的眼光，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已经使师生们均受其感召，而追求进步及革新。是年秋季开学上课未久，就觉得我们班上的教员，大多数都是学识丰富而有见解，如马裕藻讲中国学术文，朱宗莱讲模范文，钱玄同讲中国文字学，杨敏曾讲中国史，何炳松讲世界文明史（后改称西洋文化史），田北湖讲中国地理。虽然他们的口才有巧有拙，表达的有条理或乏系统，但令人觉得他们所讲均系内容充实，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所编讲义之文字亦很优美。

这时候北大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在文科者如黄侃（季刚）、黄节、陈汉章、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陈大齐、陈独秀（文科学长）、胡适、沈尹默、沈兼士等，法理两科亦有许多驰名教授。他们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