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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强见杨笃生说完后注视自己，不禁微微一笑，说道：“杨兄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情要文强帮助，尽可直说。”

杨笃生点了点头，说道：“万事俱备，只差武器。想请陈兄购买手枪两支，则大事定成。”

陈文强略微沉思了一下，痛快地答应道：“三日之后，手枪送到。”

“文强不仅财力充实，亦是上海滩的江湖大佬，这点小事，当不在话下。”章士钊既是夸赞，也把陈文强挤到了不能反悔的境地。

陈文强自知其意，却不在乎，笑着和众人谈天说地了一番后才作别各去，却不再提要带众人去看什么这话了。

……………。

从历史上看，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确实收到了破坏专制政体、震慑专制政体内统治者的威力，而作为一种配合武装起义或惩办一些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刽子手的手段，暗杀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扰乱敌人的作用。

诚如吴樾所言，暗杀具有“杀一儆百”之效。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王汉刺杀铁良、李沛基刺杀凤山，是想威胁清廷那些反动权贵；吴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

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暗杀行为被革命青年竞相模仿，从广州到北京，不经意间即有枪声、爆炸声震破某位颟顸官员的迷梦，甚至使之一命呜呼。

革命党人的暗杀，不仅陷清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例如历史上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清廷达官贵人之言：“革命不足畏，惟暗杀足畏！”遂秘密遣人到东京，同盟会捐万两白银，以求保全自己的脑袋。

而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向革命党人投降，不能说不是由于暗杀之震慑。彭家珍刺杀良弼，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清王朝的覆亡。难怪良弼临死时叹言：“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随之亡矣！”由此可见，暗杀确实产生了强大的政治震撼力。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却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比如刺客对枪械的使用不熟、暗杀准备不足或不慎、暗杀对象的防范措施严密以及诸多偶然因素，暗杀行为败多成少，实际收效并不如预期的大。

而从陈文强的专业角度来分析，暗杀和杀身成仁，在通常情况下，不应该是划上等号的。暗杀又不是自杀袭击，非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暗杀如果只是同归于尽，那当然简单，却不是陈文强所赞赏的。

耐心地刺探侦察，精心地筹划准备，势如雷霆的一击绝杀，巧妙周密地撤退远遁……难道专业性的暗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难道暗杀不应该由专业人士来操作执行吗？

而就刺杀卖国贼王之春来说，没有保镖，不是高官，只是一个寓居上海的老朽，只有仆人和车夫，简直太稀松平常了。别说是稍加训练的勇士，就是个地痞流氓，用匕首、斧子也大有可能来完成任务。

兴师动众，细致筹划，诡计邀请，枪手埋伏，对付这样稀松平常的对手，在陈文强看来，简直是小题大做。所以，他争取了三天时间，便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向暗杀团的菜鸟展示专业人士的风采，让暗杀团的成员看清这其中的差距，使他们明白暗杀是个技术活儿，光靠激情和勇敢是不行的。

而革命更应该是个系统、综合性的工作，各人的条件不同，便要人尽其才，却不必每个人都要拿起炸弹搞暗杀，弄个轰轰烈烈。拼却一死，容易；艰难缔造，很难。舍难就易，或许是人之常情，但最关键的还是多了浮躁，少了冷静的分析判断，少了耐心的坚忍持续。

现在的陈文强虽然有了班底人马，但在性质上却是维护、争取自己利益的看家护院，要投身时代洪流，这帮人显然还没有那样的觉悟。杨笃生等人虽然有种种不足，但从文化、思想等方面，却具有相当的优势。

好吧，加入，影响，引导……这些工作固然繁琐，且有很大困难，但陈文强已经决定去做。而刺杀王之春，则是投名状，或是得到信任的敲门砖。为此，他不仅要干成，还要干得漂亮，让别人看看什么才是专业人士。

第三十三章　团体？政党？

作为上位者，或者是筹划者，陈文强已经不太用事必躬亲。特别是王之春这样没有多大难度的目标，他交给李亚溥和大头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