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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在中原频频会盟，却对秦以“夷狄遇之”，冷落在一旁。

青年嬴渠梁站在栎阳城头，浮想联翩。他比父亲想得更远：自“穆公霸业”以来，已是259年过去，其间有16个君主。漫漫长路中，秦之内乱，多于和平；秦之败绩，多于扬威。

祖宗基业，难道就这样永久地颓败下去了吗？

259年的岁月，蹉跎得实在太久了。

国何以堪？

人何以堪？

情何以堪！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1）

嬴渠梁，秦孝公，这位相当于我们今天90后年纪的君主，他最深层的困惑在哪里？

就在秦国的体制上。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时代。所谓革命，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框架的彻底更新。春秋末期以来的动荡史，其实是一场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大革命。平民的参政欲望、平民在经济上自主的要求，与强势大夫家族对政权的追求形成了合谋。

相对于贵族阶级的腐败保守，新兴的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经济发达，战力大增，国家也就强盛起来。

因此，改革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要求，尽管很多国家是被大势所迫。

秦国的改革，却不那么容易。六国的改革派君主可以依托平民，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击破松散的贵族政治联合体，而秦国有现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却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因为组成这个中央集权的主体，就是贵族本身！

嬴渠梁想必是为此惶惑了许久，到他即位的那一天，如何破局早已成竹在胸。他采取的办法，在意识形态上是“祭起先祖”，在切入点上是“引进新的官僚血液”。

他要给整个中央集权换血。

他实际上是一个被大时代推出的英雄。

他的改革，既然是违背老世族利益的，那就要另有依托。主要依靠的群体有两个，一是民众，二是军人。所以他一上台，首先做的是广布恩惠、救助孤寡、招募战士，确定因功受奖条例，这样就形成了改革的群众基础。

有了民众支持，他马上就发出《求贤令》，以呼唤“穆公霸业”为意识形态大帽子，行官僚队伍大换血之实。

这个改变了华夏命运的《求贤令》，现全文照录如下：昔我缪公（即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见《史记·秦本纪》）

这条命令，把招贤的对象确定在“宾客群臣”范围内。所谓“宾客”，就是山东士子，地位排在群臣之前，可见秦孝公的用心。

《求贤令》一出，果然山东士子闻风而动。这就引出了一个比秦孝公还要伟大的人物——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人，是卫君小老婆的后代（雅称“庶孽公子”），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他后来被秦孝公重用后，受封为商君，因而后世称他为商鞅。

商鞅自幼好学，曾师从博学的鲁国人尸佼。《史记》上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初期的法家学说。可以说他各家学说都通，但真正膜拜的还是法家理论。

学成后，他痛感卫国（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日渐衰微，不足以施展才干，就去了西边的魏国。当时魏惠王想争霸，重用法家人物公叔痤，任其为丞相。商鞅迷恋法家，就投奔到公叔痤的门下，做了个相府的小官——中庶子。

公叔痤对这个落魄的白衣公子印象颇好，临终前，把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说此人可接替自己为相。

魏惠王嫌商鞅年少位卑，没有吭声。公叔痤就屏去左右，说：“大王若不用卫鞅，就宰了他吧，勿使他走出国境！”

魏惠王应了一声，就走了。

出门上了车，魏惠王长叹一声：“唉，公叔怎会病成这样子，叫我把国家托付给卫鞅，岂非荒谬？”

过后，公叔痤想想又不忍，转过头来，把这事告诉给了商鞅，让商鞅赶快逃命。

商鞅笑笑说：“大王不能听您的话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我？”

商鞅没逃，果然也就没什么事。

就在他干得没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