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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a　Flannery）的构想，他们是科技达人，去过乌干达，在那里见识了小额金融的效力。他们清楚，要是对借方能有了解，美国人就会愿意放贷，于是就想：为什么不通过网络来帮双方直接牵线呢？于是他们成立了Kiva。如果你去Kiva网站，就会看到世界各地想通过借款来经营小本生意的需求者。这些借贷者的信誉会先由当地的小额金融组织审查。

捐助者用信用卡把钱捐到Kiva的账户，然后浏览网站上的借方信息，斟酌把这笔钱借给谁。放贷额度最少是25美元。他们夫妇自己也在Kiva上放贷，借款人包括：萨摩亚一名卖煎饼的妇女，厄瓜多尔一名把部分居家改装成餐厅的单亲妈妈，以及巴拉圭一名制造家具的女性。

小额贷款的对象几乎都是女性，原因之一在于贫穷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女性。死亡数据显示，在饥荒和干旱时期，丧命的大多是女孩而非男孩。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所进行的一项出色研究发现，在坦桑尼亚，极端自然灾害如旱灾或水灾出现时，没有收益的老妇因巫术而死亡的人数比平时增加了一倍（其他种类的谋杀没变，只有“巫婆”的死亡人数增加）。气候造成农作物歉收，人们的贫穷加剧——这时家人就会杀掉年老的“巫婆”，免得多一张嘴吃饭。

反贫穷计划以妇女为对象的另一原因，跟造成全球贫穷的一个不光彩的秘密有关：最为深重的苦难并不只是低收入造成的，还包括花钱不明智——男人花钱不明智。孩子因为没有一顶五美元的蚊帐而死于疟疾，母亲哀伤不已，而父亲却每周固定到酒吧花五美元饮酒作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几项研究显示，女人若有权控制开销，她们不太会把钱花在快速消费品上，而是更多投资于教育和小本生意。

然而控制荷包的通常是男人，这使得世界最贫穷的家庭花在酒、妓女、糖果、饮料和丰盛大餐上的整体费用，几乎是子女教育费用的十倍左右（平均占收入的两成）。经济学家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迪弗洛调查了13个国家极度贫困家庭（有些家庭一天赚不到一美元，有些不到两美元）的花销。他们发现，花在烟酒上的比率，巴布亚新几内亚是4。1％，印度乌代浦尔（Udaipur）是5％，印度尼西亚是6％，墨西哥是8。1％。此外，在乌代浦尔，中等家庭的年度预算有一成会分配到婚丧或宗教节庆上，其中往往包含炫耀性消费。九成的南非人会把钱花在节庆上，巴基斯坦、科特迪瓦和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那些最贫穷村民们，大约花家庭收入的7％来买糖。到非洲或亚洲的村庄小店里看看，你会发现，他们卖许多糖果，但是很少卖维他命或蚊帐。虽然没有精确数据证实，但是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就连最为贫穷的年轻男人，不管是单身或已婚，都在妓女身上花不少钱。

不管用什么标准测量，乌代浦尔的穷人都是营养不良的。以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来看，65％的男性身体质量指数（BMI）过低；只有57％的成人表示全年都有足够的食物可吃，而55％的成人贫血。然而，如果他们少买点糖和烟草，营养不良的状况大多能够消除。

虽说教育是脱离贫穷的扶梯，但比起在糖和酒上的挥霍，贫穷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花费却只占收入的2％。要是贫穷家庭能够多在子女教育上投资点，哪怕跟他们花在啤酒和妓女上的一样多，贫穷国家的未来就能有突破性的转变。待在家里无法上学的女孩，将会是最大的受惠者。

谴责穷人沉溺于让人生更有趣的节庆、香烟、酒或甜食，似乎是文化敏感度不足的表现，但是当资源稀少时，厘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现在，许多非洲及印度的男人认为啤酒是不可或缺的，但女儿的教育却是奢侈品。妓女的服务是重要的，而安全套只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如果我们想找出方法让更多女孩上学，或是拯救更多孕产妇的性命，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重新分配支出。

方法之一是把更多的钱放在妇女手里。一项早期的对照研究发现，当妇女持有资产或赚取收入时，家庭用钱可能花在营养、医药及住房方面，子女就会比较健康。

在科特迪瓦，一项研究把焦点放在男女为了存下私房钱所种植的不同作物上：男人种咖啡、可可树、菠萝；女人种植芭蕉、香蕉、椰子和蔬菜。有些年份，“男人作物”收成良好，男人手头忽然阔了起来；有些年份，丰收的是女人。私房钱某种程度上是共享的，但即便如此，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