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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带吕翰指挥进行。此后，“威远”舰驶入大海，通过在海上的航试，测得“威远”舰轮机转速每分钟97转，顺风顺水时军舰航速近13节，超过12节的设计要求，航试圆满成功。（10）

和船政之前很多军舰一样，因为经费紧张，直到航试成功时，“威远”舰的各个炮位都还是空空如也，船政大臣正在竭力筹措资金从国外购买武备。从后来的情况看，不同于新颖的舰体材料和动力系统，“威远”的武器配备形式没有太多新意，采用了船政驾轻就熟的方式。即一门大口径的换门架式主炮，配合数门安装在军舰舷侧的副炮。

可能是考虑到节省费用，火炮的型号较为落伍。“威远”的主炮后来配备的是一门阿姆斯特朗7英寸（约170mm）口径的前膛炮，安装在船政以往军舰的传统主炮位置——飞桥之前、前桅之后，军官可以直接在飞桥上指挥主炮位的操作。“威远”的副炮购买的是120mm口径的阿姆斯特朗前膛炮，其中四门分布在舷侧，一门位于尾楼之上，另外一门的位置比较隐蔽，位于军舰的首楼内，正对舰首前方。（11）在军舰首楼内布置火炮，属于船政军舰上的首创，而这在当时几乎是法国军舰的专利，这又进一步诠释了“威远”的法系血统。

采用全新工艺，配备全新蒸汽机的“威远”，问世之后属于当时船政军舰的精锐，尽管各地督抚多有羡慕动心者，但是并没有立刻外调。船政以船政学堂需要练习舰为由，将这艘全新的军舰派为练习舰，供学生实习所用。将新颖的军舰当作练习舰，以使海军学员能够直接接触最新的舰船技术，在清末至民国的海军中也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也就是从此刻起，“威远”家族与练习舰这一使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船行北洋

“威远”问世之后很快崭露头角，1878年6月6日，横渡台湾海峡，成功援救、拖回了遭遇台风搁浅的“福星”舰，引起各方的注意。

1880年8月19日，以北洋水师舰船日多，所需的军官“皆借材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为由，李鸿章上奏清廷，在天津开设天津水师学堂，培训海军专业人才，“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12）。担任过福建船政大臣，后来因主持台湾海防积劳成疾，辞去船政大臣职务的吴赞诚，此时刚好大病痊愈，被李鸿章保举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受命模仿福建船政学堂的形式，主持天津水师学堂的开办工作。练习舰是水师学堂必备的一项硬件设施，李鸿章原计划直接从欧洲进口训练舰，但是“购价颇巨，经费支绌，不得不设法节省通融筹办”（13）。相比耗资巨大的直接进口途径，不费一分钱从船政调拨军舰，无疑极为便捷省事，天津水师学堂首任总办吴赞诚很快看中了他在船政大臣任上建造的第一号铁胁船。

经李鸿章申请，清政府同意将“威远”调给正在筹建中的国家海军——北洋水师使用，这种国家强力安排，不同于地方督抚的商调，船政无力回绝。1881年4月，“威远”舰由吕翰管带驶往天津。

北洋时代的“威远”舰，与“威远”并肩停泊的是一艘“经远”级军舰。照片提供：马幼垣先生。

4月30日，当军舰路过舟山群岛的小洋岛附近时，突遭变故。在海图上并未有任何暗礁标识的海域，“威远”竟然碰到了水下物，幸亏管带处理妥当，舰体没有大的损伤。“突闻碰撞之声，船身一震，即刻遍船舱搜看，并无渗漏松缝”。“威远”遂就近驶往上海，赴江南制造局进行检修，经查明龙骨两处受损，需要拆开船壳板修理，所需经费1500余两，全部算由船政支付。“威远”发生的这一事故，显然没有任何人为的过失，但是管带吕翰不久之后即被北洋调离，改派新人接替“威远”管带。（14）

归属于北洋后的初期，“威远”除担当练习舰外，在当时仅有蚊子船以及“超勇”、“扬威”等主力舰的北洋水师中，受重视程度并不比主力军舰逊色。马建忠东渡朝鲜，辅导朝鲜与列强签约，以及此后平息朝鲜壬午兵变等事件中，都能看到“威远”舰的身影。

1883年2月8日，时年31岁的“镇北”蚊子船管带方伯谦接管“威远”舰。由于时逢日本在朝鲜生事，根据方伯谦记述，“威远”舰被派常驻朝鲜马山浦，观察局势、收集情报，并担负通信、护商等使命。（15）此后不久，1884年，中法观音桥事变爆发，中法战端再起。法国远东舰队开赴中国东南沿海，预备占领数座通商口岸，作为逼中国履行停战和约，以及为撕破和约支付赔款的“质物”，马江、基隆、镇海各口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