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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造“开济”号巡洋舰的福建船政接到任务，黎兆棠命令魏瀚、陈兆翱、李寿田等工程人员就彭玉麟绘制的草图进行推算、估价。显然草图里的方案根本无法操作，船政另外又设计了一份长45。72米，1500马力，不含火炮在内的造价十六万两的炮舰方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彭玉麟对此会商，决定采用，由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广东黄埔船坞分别建造，又因黄埔船坞能力有限，改由沪厂、闽厂分造。

因为同时起造十艘财力有限，确定先建造五艘，其中江南制造局认造两艘，福建船政造三艘，造成后全部用于江阴以下长江的巡防。当时南洋海防经费奇绌，在福建建造的“开济”还拖欠着几十万银子未付清，更无力支应新军舰工程，刘坤一上奏要求长江沿岸的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各负责筹措一艘炮舰的经费。“（炮舰）本不仅为江苏一省，湘鄂西皖实亦休戚相关，自应谊切辅车，不分畛域，各筹款项，共固藩篱。”（20）

江南军舰计划的重要推动人，两江总督左宗棠。

刘坤一上奏后，整整一年过去，各省均态度冷漠，彭玉麟要的小轮船始终只是停留在福建船政绘制的图纸上。1881年10月28日，当了几个月军机的左宗棠，终因在军机处鸹噪不已，惹得同僚厌恶，被发出京，接替刘坤一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21）

1882年2月12日，左宗棠在江宁正式接任视事，时值中俄关系交恶，即奉旨着手办理南洋海防。左宗棠、彭玉麟早年都是湘军大帅曾国藩的麾下，几十年过后，老战友再聚首，把酒言欢之余，南洋小炮舰的计划得以重新推动。

1882年9月11日，左宗棠上奏南洋的海防安排事宜。比较突然的是，除去彭玉麟计划里的十艘小炮舰外，左宗棠称要按照福建开造的“开济”舰，再建造四艘同型巡洋舰，所需经费从江淮新征的盐税等厘捐中支取，而且居然称，这个想法还和李鸿章当面做过协商，“昨与李鸿章晤商，亦以为宜”。

左宗棠、李鸿章是自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就为仇一辈子的老冤家，但表现到台面上的奏折以及两人来往书信，大都是和衷共济的模样。就在左宗棠抵任两江的时候，李鸿章因母亲去世，回安徽原籍守制，又因朝鲜发生壬午事变，被紧急召还直隶。北上时，李鸿章函商左宗棠帮助安排轮船接送，这才使得二人有机会在江宁做了会晤。

然而阳光四射的台面下，二人各自的私人书信里却是另外的场景。左宗棠抵任两江之后未久，写信给船政提调吕耀斗，表示自己创办福建船政“不独地势合宜，其规画布置亦颇不苟”，但是自己走后不再过问，言下之意，船政出现的经费紧缺等情况，都是自己后任的责任，影射沈葆桢、李鸿章同盟的意思极为明显。（22）对于北洋平息朝鲜壬午兵变，左宗棠称“此乃《合肥全集》压卷之作，然非诸将谋定后动，合南北洋全力图之，恐不臻此”（23）。

同样，李鸿章在与僚属的书信中也充满了对左宗棠的非议，“左公自谓到任后自有办法，其近名而多意气，政府同事无不相知”（24）。“左相于西国水师诀要茫未有知，恐未必大有振作也。”“招商局近来甚为兴旺，左相訾其为商人射利，于国家无益，亦可谓暗于大局矣。”（25）

二人之所以在续造巡洋舰问题上取得一致，既因为恰好都在着手加强海防，同时李鸿章对船政巡洋舰的持续关注，也显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在与左宗棠会晤前，当年年初李鸿章还曾致信船政大臣黎兆棠，询问“开济”的建造情况，“快船工程若何？”“经费能否接济？”既然此时左宗棠提出要再由船政继续建造巡洋舰，此举无疑对船政的发展大有好处，李鸿章乐得附议。

1883年1月2日，左宗棠向清政府汇报南洋建造军舰的计划已全部安排，此时的情形则会让李鸿章感到几分失望。继造的四艘“开济”级巡洋舰的订单，只分了两艘给船政，另外两艘左宗棠交给了德国泰来洋行经理福克，让其作为中间商，再去转包给德国船厂建造。这件突兀的事情背后，左宗棠在西征时与德国军火商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显然起了很大作用。与第一艘“开济”号不同，由于船政建造大型巡洋舰所需的硬件设施扩建改造已经完成，后续的这两艘巡洋舰造价（不连炮位的价格）分别为三十万两，泰来洋行在德国转包的两艘巡洋舰每艘造价则是约二十七万两，算上炮位及来华的运费，总价将高于船政的两艘。

彭玉麟一心想要的小轮船左宗棠也做了变更安排，并没有像前任刘坤一那样准备由船政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