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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肃容向北行跪拜大礼，“感念陛下恩德，但罪臣不敢祈求圣恩。”

“你是不敢，还是不想？”我问。

钱时茂紧抿着嘴，不答。

“假若钱大人今日伏法受诛；如九牛一毛；与蝼蚁何异。”我淡淡道。

钱时茂眼睛蓦地大睁，暴出愤慨的光芒；“竖子何敢出此言！”

以身殉道，杀身成仁，这种意气、真诚、理想主义难能可贵。然悲剧的结局到底有无意义？钱时茂是心有百姓的人，她的道路难道只能停留在这？她的境界只是如斯？

“钱大人，你且听我说两个人物，再决定不迟。”我说的第一个故事，是苏格拉底。当他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逃亡，道“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

第二个故事，是梭罗，因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及黑奴制度，有违个人良知，他要以他自己方式投身于这场政治斗争，即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梭罗道：“你可以遵守法律，但是，你要更尽心的去遵守正义。”

当然，我转换了姓名和时代背景，不变的是思想，是言论。这些论调显然使钱时茂困惑，她接受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抱负是匡主益民、治国安邦，带着理想主义，然官场黑暗又使她难以施展。她在平春挂冠而去，看似洒脱淡然，然这时光又何其短暂呢？现下她受困此境，是服从，还是修正？

她最初选择是服从，甚至都未递折子为自己辩解一番。案件呈报大理寺是程序使然。我曾暗忖她是否存了一死匡道，留名青史的念想。毕竟纵观虞朝风气，倘使有一二人为其游走，都不至于此。也正因此，我以前曾怀疑她与我是否有相似经历，这样的怀疑打消了。

钱时茂的神情变幻，愤然，困惑，茫然，愤怒，纠结，颓然……终复平静。时间已过很久。

“你为何帮我？”钱时茂道。

“平生性拙天知我，三载无能我愧官。今日铨衡公论定，好归旧隐理鱼竿！”我缓缓道，嘴角带了笑，“钱县令可还记得？”

“你……”钱时茂眉间深锁，不住打量我，却记不起我是谁。

她当然不会记得我，当年她未平春父母官时，我只是学堂里不起眼的学子一个，我笑：“我是平春人，早听闻钱县令风采，仰慕已久。”

“你是平春的？没有平春口音，是以未听出来，你官话讲得不错。”钱时茂态度终有和缓。

“谬赞了，也是后来学的。”官话很像普通话，我随陈子敬到京都后，再不说方言。

我侧身，伸手，“请。”

“不敢，褚大人先请。”她站起，颇有礼节。

我不推让，率先走出这晦暗牢狱。待钱时茂洗漱更衣，休整一夜，第二日一早直奔元和县。

未到元和，已先派了人去敲鼓通报此事，又令一队到周边县散播消息，务必使百姓都知晓。宣传动员务必越深越远，灾年才过，百姓恢复生产到屯有余粮不易，对于三日内能否筹集到足够粮食，我没底。

前往元和的路上，稻田满眼，风吹麦浪起伏，生机勃然。百姓最是可爱，无论经历多艰难境地，有一线希望，就能顽强存活。

“民之本性，怀土重迁，若非大难，谁愿背井离乡，舍弃亲戚，抛下田园，流离道路！”钱时茂在灾后被捕入狱，对元和的记忆还停留在饿殍满地的凄惨，乍见满眼欣欣向荣景象，不由停下感慨。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亦感慨。

钱时茂问：“红薯是什么？”

噢，虞朝还没有引进红薯呢，“是一种偏远地区的食物。”我只好如此解释。

她点点头，把这句翻来倒去念了几遍，赞同道，“褚大人这话说得不错。”

我微笑：“却不是我说的，也是听来的。为官当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