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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这些，哪里是所谓“宽严之辩”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从外而内“国际关系”的视角（同学不宜）“国家主义历史学”满洲统治的异质性文化信仰及意识形态迎合小民—力压士大夫薙发圈地（皆异于中国传统）限田及减轻地租（非阶级问题）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准政党特性“两张皮”（孰居主次之无谓）清史研究所的“非受迫性失误”

清人仅仅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其有关努力仅仅是出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吗？

我在伦敦大学会议论文中写道：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掠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其“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套，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同时，在劝减田租的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皇帝本人，也几乎没有一个汉人。＇3＇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清政府的“正面贡献”，现在看来，也不应该忽视以下一些问题，如昔日学者孟森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清人之失，在其“私心”：

“清人入主中国……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术”之运用，且有“阴”、“显”的两个层次，无论是“尊朱子”，还是“薄赋敛”，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南巡”中，才能看清楚满人的特点。现在看来，在那些“仁政”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这些因素，尽管表面上说是“回向三代”云云。

另一方面，用人则“内满而外汉”。乾隆八年杭世骏策称：

“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朝鲜使臣李彝章在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理解。

对于舒赫德之建议废除八股（非废科举），学界一向给予了很高评价，最近则有研究指出（参见崔磊论文），这也不过是“漠视汉员仕进门路”，出于“维护满洲利益”的考虑罢了。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对于清朝历史中的满洲特性，难道还不应引起三思？在所有这些方面，清朝岂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四、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人口增加（面对人口众多的解决之道）加强政府新的世界史观 我的近代史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19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