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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如东北以外已几无可垦之地，尽管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这种“持久性”，看到了它“没有荒地”，以及土地上精心劳作和双季稻种植等。＇32＇

直到二十世纪末农村改革以后，中国经济才又重新走上了“旧有”的发展道路。不但农业“全面发展”，所谓区域优势交换，和农村工业的兴起，又有哪一条不是“清代的老路”？二者之间岂不存在一种直接的接续关系（尽管中间曾被打断）？

六、追求高产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水平，一般多充满了误解。或认为它最多是“精耕细作”，或以为不过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少或基本不存在“商品生产”；即使有些交换，也多是出自“副业”，目的是为了“补助”生活，充其量不过是某种“副业…补充”而已。这些看法大多是“现代社会科学”传入初期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早就应该修正。

为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清代政策的出发点。如前所述，清代经济发展政策是作为人口对策而提出的，乾隆初年政府第一次统计大小男妇人口，即发现中国人口数量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第二年即乾隆七年报告已有一亿六千多万），远不是所谓二千几百万“丁”（虽然政府早就了解“人丁”统计的不可靠），这是历代所没有的。如此可以看到清人面临的是怎样一种局面。清代人口对策即于此时完成，面对人口增加的成倍增加（它在不久就增加到了二亿、三亿），恐怕任何“小打小闹”都不足以解决问题。＇33＇

因此，对粮食生产，清代政府不时表露出一种多多益善和区域自足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虽然当时还没有各种数字统计和生产指标）。康熙以来，政府于各地积极推广作物的优良品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史事。从《朱批谕旨》来看，雍正年间，政府对小麦在南方省份的推广非常关心。特别是在湖北，经总督迈柱劝导，“竭力种麦”，“从此种麦者多”。据民国初年各省小麦产量数字来看，长江流域江苏、湖北、四川和安徽已名列中国小麦产量最高省份之中。＇34＇世宗更不满于广东、福建等地依赖外省粮食，希望本地所产足供本省之用。＇35＇乾隆以来，政府厉行限制烟草种植和禁止粮食酿酒。也不时有督抚建议，民间种糯不得过百分之一，以限制酿酒；有种烟草、甘蔗、菱藕等物者，应“令其自行改复”，以保证粮田种植面积。美国学者曾小萍（M·Zelin）评价杨锡绂说：重要的是，他建议加强促进生产的政府行为，尽管这已超出了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能力。＇36＇

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政府接近或在变相地干预和插手农业的规划。在中国数万万亩的耕地中，应当用多少来种植粮食？又应用多少种植棉花、蔬菜、油料等其他作物，每一类当种多少？对各地区不同情况应如何处理，又如何落实到每一县每一村？在当时的行政状况之下，能够依靠怎样的组织和人员去推行这些计划？又如何对待农民的规避行为和可能的“重副轻农”倾向？……可能正是这些细节和具体问题限制了清代的努力。因此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做法才被大规模的加以试验。

不能否认，清代政府在十八世纪的作为，与一个现代政府还有很大的距离。随着所谓“现代化”向世界各地的推展，各国都开始追求农业产量的增加，以及国家税收的提高。尽力增产遂成为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也许这正是清代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一个原因？尽管中国仍未脱出一个“非充分发展”（“发展不充分”）经济。＇37＇尽管清代政府发展经济的目标，并不在于增加税收。＇38＇；雍正十二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报垦荒事宜；“臣恭绎谕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励垦荒谕），总以开垦为足民本计，非欲增收课赋。”朱批：“嘉是览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5册955页）；乾隆十三年五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朝廷恩意，惟在尽地利以养穷民，不在复荒额而增赋税”（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1143号）；关于清代的“不加赋”政策，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22。）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中，在这一问题上曾走过曲折的道路。这就是在生产的制度选择和方式方法上，政府的直接干预和规划种植，虽然它最终让位给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就是这点，在清朝也不是没有先例。如乾隆初年决定禁止“踩麯烧锅”，不久之后也与烟禁一起放弃，高宗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皆此类也”。＇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