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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始终在官场保持刚方之气，以为天地正气能胜万邪，最终，他失败了。无论是湖南的芝麻小官，还是湖南大佬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或是文俊，对他曾国藩都是有冷没热。原因就在于，曾国藩不能融入他们的官场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还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非是单纯的知与行的统一。它对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应该分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中国官场恰恰要的就是这种人格的分裂。

曾国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几年后，对人无限感慨地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后来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也就是说，曾国藩比从前更会做官了。只要会做官，官官相护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顺当多了。

当人们赞叹蝴蝶破茧而出、凤凰涅槃、雄鹰砸啄时，有谁能真正理解蝴蝶、凤凰和雄鹰的苦楚？

重生之后是光辉，但重生的过程却痛不欲生。

曾国藩的重生过程也是如此，当人们真正要脱胎换骨时，会对自己从前的愚蠢极度愧悔，这愧悔的心理过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每当曾国藩要从往事的愧悔中拔身而出时又产生了新的烦恼，这烦恼如邪恶之火，的确燃烧了从前，但也点燃了现在。

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宁静，不受外界的干扰。我想如何反省就如何反省，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但有件事就不这样容易了，这就是当时舆论对曾国藩的严厉苛责！

大众舆论一致认为，曾国藩常夸口自己深谙传统道德三昧，忠君言辞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为什么在奔丧之后却向皇帝伸手要权，权未到手就在家哭得死去活来？这是典型的伪道学！

曾国藩的敌人不必说，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攻击他，纵然是他的朋友也来信语言婉转，认为他这次很失态，没了仪态。敌人、朋友的责难，曾国藩能承受，让他如剜心之痛的是左宗棠对他毫无保留的攻击。

左宗棠在当时南方名动天下。他要推举谁，谁马上就飞黄腾达；他若贬损谁，谁立即就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嘴不是嘴，而是道德审判机。现在，他把这台机器对准了曾国藩。

他先从曾国藩不等朝命就回老家奔丧说起：“老兄你领兵打仗的本事哦，我想恭维却找不到案例。你原本就犯了很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只是中央政府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你这次不等中央政府同意就披星戴月往家赶，你的忠心可就没那么纯了。你是否听我的劝告重新出山，我不敢说；你重新出山，凭你那点能力，对国家大局是否有帮助，我也不敢说。但是你不等中央命令就回家奔丧，真是无礼无义，我必须敢于教训你几句。”

铺陈了这样一番宏大开场白后，左宗棠直奔曾国藩的人生观：“你经常摆出一副道学家面孔，四处吹嘘自己‘以诚为本’，可你这次却打着给老爹上坟的旗号，行向皇帝要权的实。我看你的良知彻底坏掉了，你平时自诩光明正大，我看这要么是你在说笑话，要么就是……不必说了吧，你用事实证明了这是个反语啊！”

曾国藩看信后，除了七窍生烟外别无他法。对付左宗棠这种嘴损到家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搭理他。曾国藩只字未回。左宗棠等了许多天回信，发现没有回信。他竟然气冲斗牛，对人说：“曾国藩这人才短气狭，绝不是平贼之人。”意思是，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还这么小，根本就不是带兵打仗的料。

这可真够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湖南到处说，结果长江两岸都知道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特别小，更知道曾国藩“以诚为本”的人生观根本是个笑话。

幸好曾国藩心眼远没有左宗棠判断的那样小，不然早跳河一百次了。对昨日种种之非的愧悔和舆论的攻击，让曾国藩渐渐失去平常心，在老家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犹如魔鬼附体，稍不如意就和弟弟，甚至是弟媳大吵特吵。从其家经过的人常常听到一副破锣嗓子，震天响。

曾国藩有这样失心疯的表现，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他对当时形势痴心妄想的判断。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和湘军正在打破脑袋争夺江西九江、吉安、瑞州等军事重镇，双方相持不下。但1857年七月，石达开在南京城发现处处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抵制，一怒之下带领二十万精锐出走。江西太平军顿时兵力锐减，湘军在江西全线反攻。曾国藩被这一乱象所震惊，他认为不出一年，太平军就会被彻底镇压。战争一结束，他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时机就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