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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1）

——《屈原列传》为什么夹叙夹议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开头本来没有这句话，但清代村儒毛氏父子乱改《三国演义》后刊行时，把这句话镇在了演义开头，结果四处传播。在四百年来的“常言道”之中，属这句话危害极大，流毒极深。本来，一个民族，应该存一个信念，有一本是非，发扬一个共同的理想，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血性，有持守，我们的国家才会有进境，而如“话说”这种庸俗冷漠的看客心态，却是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痼疾。

比如，看客们去听相声，听郭德纲在《大保镖》里告诉他们：屈原是包粽子小贩的祖师爷。

看客们爆笑。

听完相声，扑感觉到，我们确有经常读读这篇《屈原列传》的必要了。

课文《屈原列传》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选入时去掉了关于贾谊的部分，并省却了《怀沙》赋原文等处。而《屈原贾生列传》作为屈原和贾谊的合传，太史公是饱含了深情去著录的。

在《史记》之中，论用情最深的篇章，除了《太史公自序》之外，就是《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和这篇《屈原贾生列传》了。说太史公“用情至深”，是因为在这几篇文字的叙述中，太史公动辄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出来议论几句，一抒胸臆。著史而失去平常心，这是史家的大忌，因此，班固后来多拿这一点来诟病司马迁。

司马迁是性情中人，班固是名教中人（是岳不群），所以《史记》和《汉书》很不一样。司马迁的“屈原传”，史学价值其实远远不如文学价值。在这篇传中，司马迁插入了三篇文论，拢共占去整个篇幅的一半。

说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其实是在借屈原、贾谊的遭遇来抒发自己。屈原做《离骚》，以香草美人为寄托；司马迁写《史记》，则以屈原和贾生为寄托。

很多老先生讲，对于史书要“五读俱全”：读其人际、读其细节、读其背景、读其校勘、读其评注。虽然我们平时做到“五读”并不容易，但在读《屈原列传》时，必须一起读《楚世家》。我们可以发现楚国的国家建制与中原各国并不一样。它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分为三个系统：军政、贵族、巫祀。作为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屈原负责管理的是楚国的贵族和外交，还有一部分巫祀事务。同时，军政事务却是不让他染指的，屈原从不带兵。

从列传中也可以看到，楚怀王一开始很信任屈原，并让他主持改革（但不是真正的变法）。

怀王让屈原主持的是什么改革呢？是贵族改革以及宗教改革。

在称为“绝地天通”宗教改革以后，楚国上层将神权集中于己手，使楚成为战国时旧贵族势力最强的国家。贵族一直掌握着楚国的中枢资源，掌握着做官的最任意优先权，所以楚国的政治上层接近铁板一块。楚国籍的人才虽然很多，却始终不能为本国所用。春秋时便有“惟楚有才，晋实用之”的说法，意思是楚国人才很多，却都投奔到晋国去，与楚国为难为敌。

到战国时这种情况依旧存在，比如李斯这样的人，他想有发展，而在楚国想通过仕途出头，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去秦国闯荡。

这样一来，楚国的上层越来越昏庸保守，所以改革弊制、还政于公就成为它自救的惟一出路。但是因为利益与特权是成瘾之物，所以变法在楚国之难，也是天下无双的。吴起曾经受楚王的委托变法，政风刚猛的他得罪了不少贵族。所以，支持变法的那位楚王一死，贵族们就群起而攻之，把吴起干掉。

到屈原时，楚国的政治气候又有不同。因为是人口和领土大国，加上生产科技的催动，当时楚国的经济规模骤然增长起来。其结果就是，贵族阶层发现，他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一个捞钱、奢靡的大好时机到了。

楚国的政治结构远远落后于其经济的发展要求和新兴士人的参政要求，但贵族们自己却看不到这个。他们所致力的，是如何在其位而谋其利，实现自己的特权最大化。

屈原所处的位置，使得他成为了贵族们把好日子过下去的最大障碍。

屈原是聪明人，他明白富庶而愚昧的楚国，已经成了各国眼中，尤其是秦国眼中的首席肥肉。他的忧患感觉如此之强，主要缘自这一点。

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2）

但是，他的改革没有军事支持，也缺乏政治工具。本国权贵排挤和秦国间谍反间的双重作用，使屈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