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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着，两眼瞅着天花板，思念着家。这并非说他当真还有一个家，因为缺少一个更合适的字眼，他还是思念起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来，在那儿，连绵不绝的野草丛和矮树蔓延在蒂龙和多尼戈尔的边界上。

他在靠近卡塞尔德格小村的一个地方出生长大，这个小村属蒂龙郡，而在和多尼戈尔接壤的边界上。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离那个村子一英里外的山坡上，向西能眺望多尼戈尔。

人们把多尼戈尔叫做“上帝忘记完成的一个郡”，那儿只有几棵树，都向东弯着腰，不断吹来的北大西洋的风把它们吹弯了。

他的父亲开了一家亚麻厂，生产优质的爱尔兰亚麻。在那个小地方，他算是当地的乡绅了。他是个新教徒，而几乎他所有的工人和当地的农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这两种教徒从不交往，所以小卡洛不和别的孩子玩耍，却在马群里和马交上了朋友；那儿是一个多马的乡村。他还不会骑自行车就会骑马了。5　岁时，他自个儿就有一头小马驹。他还记得他骑上那头小马驹到那个村子的老萨姆·盖利先生开的糖果铺去买半便上水果粉。

8　岁时，他在母亲的催促下，被送往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他的母亲是出身富家的英格兰人。因此，在以后的10年里他学做一个英格兰人。实际上，无论是说话还是姿态，北爱尔兰人的痕迹在他身上已经消失了。假期里他回家去，又跑进荒野，走向马群，可是卡塞尔德格小村附近和他同岁的人他却都不认识，所以假期里虽然他很健康，却觉得十分孤单，他时常久久地在风中策马飞奔。

22岁那年，他在皇家海军陆战队里当一名中士。正在这时，他的父母在贝尔法斯特的公路上因撞车身亡。他回家奔丧，那时他腰系黑皮带，打着绑腿，头戴突击队员的绿色贝雷帽，出落得十分英俊。丧事过后，他把衰败得行将破产的亚麻厂卖掉，封上家门，又回到扑茨芬斯去了。

那是N　年以前的事了。他在海军陆战队服满了5　年兵役后，又回去过平民的生活。他混过好几个差事，直到后来被一家影响遍及非洲的伦敦贸易公司录用当职员。在伦敦见习期间，他懂得了公司的组成，懂得了做交易和积累利润，懂得了建立控股公司和在一家谨慎的瑞士银行开户头的价值，他懂得了这些事情的复杂性。在伦敦待了一年以后，他升任该公司乌干达分公司的副经理，他就是从那儿悄然离去，开车进人刚果的。就这样，最近6　年他过着一个雇佣兵的生活，时常是一个亡命之徒。他充其量也不过被看做是一个受雇的士兵；说得最难听的，是一个雇佣的刽子手。麻烦在于一旦他以雇佣兵闻名，就休想再回头了。在公司里谋一个职位并不是问题，可以办到的，必要时甚至化个名就能行。再说，即使处境每况愈下，他也可以去当卡车司机、警卫，或者干别的体力活儿。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坐在办公室听候一个身穿深灰西服的小个子男人的吩咐；眼望着窗外，却回想起丛林地区。那摇曳的棕榈树、汗味儿和火药味，把吉普车拉过桥时人们发出的抗议声，在进攻前令人毛骨惊然的枪炮声，仗打过后因还活着而发出的粗野残忍的欢笑声。回想着这一切，再回头去理账和赶上下班的火车，这样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他明白，一旦去干这样的工作，他会苦恼至极。因为非洲就像一只采采蝇一样咬人，一旦毒汁进人血液，就永远也不能除去。

就这样，他躺在床上，又抽了几支烟，非常想知道下一次的生意在哪儿。

五

西蒙·恩丁懂得，任何人间信息，包括第一流的雇佣兵的姓名地址，在伦敦是必定可以设法了解到的。惟一的问题是要知道从哪儿开始找，向谁打听。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沉恩丁一个钟头，然后出去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舰队街”。通过在伦敦最大的一家日报社采访部做事的一位朋友，他得以走进剪报图书馆，请档案保管员替他找他想研究的剪报册。他花了两个小时研读那些代办处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过去10年英国各报有关雇佣兵的剪报。其中有涉及加丹加＼刚果、也门、越南、柬埔寨、老挝、苏丹、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的文章，包括新闻、评论、社论、特写和照片。他把它们都看了一遍，并且对作者的名字特别留意。

在这个阶段，他没有去寻找某个雇佣兵的名字。因为反正他们的真名、假名、化名、绰号实在太多，他有点怀疑其中有些是假的。他在寻找一个研究雇佣兵的专家的名字，一个作者或者是一个记者，他们的文章似乎使人足以相信作者本人对他的研究题目是精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