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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队的司令部里，都能大显身手，并且是大多数司令部里必备的天才。就这样，他在第六突击队里混了将近一年，直到1967年5　月，他察觉出施拉姆的第十突击队正在密谋策划一次迫在眉睫的反对刚果政府的兵变，他本能地预料到——后来果真如此——德纳特的第六突击队可能会被拖进这场叛乱。届时所有的官兵，包括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内，都将卷入战斗。对本尼·朗贝尔来说，这便是他立即脱身另谋出路的时候了。

使他大为惊讶的是，他竟被允许离开了。

回法国后，他到处招摇撞骗，以雇佣兵自居，不久又自称是军火商。虽然当个雇佣兵他自然远非够格，但做军火生意却又另当别论了。就凭他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这一本事，他不时也能弄到点武器，通常是为黑社会的歹徒搞些短枪，偶尔也做一点长枪生意。在这一行业中，他渐渐地结识了一个愿意出售“最终使用人证书”的非洲外交官。此人手中的证书是信件形式，来自大使私人写字台上，盖着使馆大印，可以用它来购买一批数量适中的军火。一年半前，本尼在一家酒吧间喝酒时，曾对一个名叫朗加拉蒂的科西嘉人吹嘘过此事。

然而，星期五晚上当这个科西嘉人打来长途电话，告诉他次日或者星期天“猫儿”香农将来他家拜访时，他还是大吃一惊。他听说过香农，但更加清楚夏尔·鲁对这个爱尔兰雇佣兵的刻骨仇恨。而且，他早就从巴黎雇佣兵圈子里流传的小道新闻中获悉，一旦香农在巴黎露面，鲁愿出钱收买任何有关他的具体行踪的情报。可是，经过一番盘算后，本尼还是同意在家中会见香农。

“好吧，我有把握弄到那份‘最终使用人证书’。”当香农谈完此行的目的后，本尼开口道。“我的老关系还在巴黎，你瞧，我和他是常来常往。”

他这是在撒谎，实际上他与那个外交官极少来往。不过，他觉得自己有把握办成此事。

“要多少钱？”香农直截了当地问。

“15000　法郎。”

“敲竹杠。”香农用法语说道。这是他在刚果时学到的许多法文俚语之一，虽说即使是在最高级的《拉鲁斯法语大词典》中，也未必能查到这个词。“我出1000英镑，这已经高于行情了。”

本尼计算了一下，按目前的兑换价格，这笔钱刚好超过11000　法郎。“

“行。”他应允道。

“你要是对这笔交易走漏一星半点风声，我就像宰小鸡那样扒出你的五脏六腑。或者更痛快些，我会叫朗加拉蒂动手的，他准会剥掉你的皮。”香农吓唬说。

“我一定闭口不提，真的。”本尼辩护道。“你拿出1000英镑，四天后我把证书交给你，对谁都不说。”

香农放下500　英镑。

“给你现金，”他说，“先拿一半，另一半等你交出证书时再给。”

朗贝尔正准备提出异议，随即意识到那样并无用处，香农根本就不信任他。

“星期三我来这儿找你，”香农继续说道，“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香农走后，本尼·朗贝尔考虑了一会儿他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还是先搞到证书，把剩下的钱拿到手，再去向夏尔·鲁报告。

第二天晚上，香农坐上午夜的班机前往非洲。星期一破晓时分，飞机降落在目的地。

这是个狭长的内陆国家。香农坐在又问又热吱吱作响的出租汽车里，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前进。眼下还是旱季高峰，万里无云的晴空，蓝得犹如知更鸟的蛋清；连绵不断的油棕种植园，绿得好像万顷碧波。他根本不在乎热，只觉得能重返非洲待上一天半，真是太美了，哪怕为此要坐上6　个小时的飞机，睡不成党。

比起西欧那些繁华的都市，他对非洲要熟悉得多。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和气味，沿着路边慢悠悠地逛向市场的村民，一行行头顶着葫芦和装满杂物的包袱的鱼贯而行的妇女们。

路边的村庄，都已在那些东倒西歪的棕桐树叶小亭子下摆开了通常的早市。村民们有买有卖，边聊天边讨价还价。一般都由妇女照看摊子，男人们则坐在树荫下谈论着只有他们才明白的要事。肤色黝黑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大人们胯下和小亭子之间漫天飞扬的尘土里钻来钻去。

香农摇下两侧的车窗，靠在座位上。他用力嗅着潮湿的空气和棕榈树的芳香，欣赏着袅袅升起的炊烟和条条士褐色的缓缓流动的小河。还在机场时，他已按作家给他的号码打了个电话，得知那个人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