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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科鲁戈夫在《新报》上写道：“特种部门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译者注）各级机关，沙皇鲍里斯将国家交给了保卫部门。”　在《消息报》上，观察家马克西姆·索科洛夫谈到了普京的“契卡主义”，谈到了“从契卡到克格勃的特殊声誉”，还认为　“安全机关”以及外交舞台上的工作都成为担任“国家元首最忌讳提及的事情”。索科洛夫认为，这些人　“喜欢说一些复杂而令人费解的话，并不停地在搞地下秘密活动”。　而就在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前不久，由叶莲娜·邦奈尔和瓦季姆·别洛采尔科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人权捍卫小组在一家瑞典周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份“致民主国家社会和政府的呼吁书”。该小组断定，一旦克格勃——联邦安全局上校弗拉基米尔·普京通过选举担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现代化的斯大林”死灰复燃。

许多其他报纸也写道，“前克格勃分子令人生疑”，“在克格勃机关里工作过的人不可能不受那里的思想传染”。“亚博卢”集团积极分子、来自圣彼得堡的政治理论家鲍里斯·维什涅夫斯基高声叹道：“1999年有谁会想得到，一个原克格勃上校、一个将人生最美好时光奉献给卢比扬卡（苏联克格勃和今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所在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通常是苏、俄国家安全机关的代名词——译者注）的人在2000年却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　加入这种谴责大合唱中的甚至还有久加诺夫，他曾几次呼吁选民“不要投票支持克格勃，应该选择俄罗斯共产党”。为支持自己领导人的言论，《苏维埃俄罗斯报》语气肯定地对自己的读者说：“未来的总统曾驱散过持不同政见者在列宁格勒发起的示威游行，然后在克格勃的红旗学院学习‘向民众灌输虚假新闻技巧’的特殊课程。”

就算到了2001年，类似的指责也还没有完全停止。《公报》认为：“克格勃背景对普京的领导风格消极影响甚大。”由于普京表现出了良好的素养以及在回答“独立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表现得“对各种问题都十分内行”，《新报》极度失望，该报记者感叹道：“人们还要他怎样呢？他真是对侦查对象有过认真分析研究的情报员！”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也将新总统所采取的政策与特工机关的行动相提并论。

2001年夏，柏林举行了一次由德国对外政策学会组织、以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一年半以来的成就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会议。与会的德国和俄罗斯学者都谈到了普京的对外情报工作，其中有一份报告甚至认为，普京之所以能快速达到俄罗斯权力顶峰，并不全赖于叶利钦的慧眼识人，而应当感谢“普里马科夫院士领导的对外情报局特工精英们的全力支持”。

风格与个性（9）

普京不是在苏联或俄罗斯政权中能够顺利升迁的第一个来自“安全机关”的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曾经有四年零四个月领导苏联和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经历，对次他引以为荣；不久前被解职的俄罗斯总理斯谢尔盖·斯捷帕申曾在联邦安全局不同职位上都干过；曾经做过15个月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在1967～1982年间领导过苏联克格勃。但是普里马科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是政治家，他们两人都没有接受过职业情报人员所必须的培训，而斯捷帕申则是从一名民警开始自己的军事生涯的，只有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从一名职业情报官员最终升迁为国家元首的第一人。

类似的例子大概只有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以及阿塞拜疆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后者是从苏联克格勃中由一名年轻的军官到少将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西方，经常被提及的还有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但他的仕途是从内务机关，而不是从克格勃开始的。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里，情报军官都被认为是军官中的精华。英国人很早以前就对情报机关充满了崇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来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勒·卡列以及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罗伯特·康逵斯特就曾在英国情报机关任过职。在英国，情报官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工作过。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情报机关的崇拜在其他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美国，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