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部分(第1/4 页)

作是“卑鄙、伪善的人物”，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甚至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教父”。在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崩溃后，西方商界已经不再将俄罗斯大银行家看成是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西方银行和大型投资公司在与俄罗斯银行的合作中得到的不是利润，而是巨大的损失。在西方，谁也没有起来支持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领导的运动。恰恰相反，它们对那本在美国出版、有大量揭露别列佐夫斯基金融骗局内容的书籍大肆评论。这本书透露，正是利用金融骗局，别列佐夫斯基才得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汽车代理商一夜暴富，成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4）

在2001年1月17日，对普京2000年的所作所为并不友善的意大利《共和国报》曾写道：“许多观察家们都认为，作为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战胜厚颜无耻、无法无天的阴谋家——即人们口中的‘寡头’，这些人曾一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权力。与此同时，这些人还创建了一个并行的权力机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能对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普京非常善于管制这些凭借在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使用骗术不费吹灰之力、没冒任何风险就捞取了巨额财富的人。”

毫无疑问，俄罗斯寡头在2000年夏秋的失败是俄罗斯国家在1993年以后政权构成以及性质的最大转折点。但是，这是一次平静的转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次上层革命。只有在非常强大的联盟的支持下，普京才能在俄罗斯政坛完成这场巨大的转折。

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推动力

为了让寡头“远离”政治权力，首先需要巩固俄罗斯国家的所有主要机器：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总统办公厅；其次还要提高政府公务员、教师、军人、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工资。

1991年的自由化革命促使苏联共产党土崩瓦解。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包括苏共中央以及地方的庞大机构，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受到毁灭性打击，不过在此之前它就早已经变成一套教条主义的公式，严重脱离了现实生活。不过，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同，1991年的这场革命并没有将摧毁国家机器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所有国家机关都没有遭到毁灭。在20世纪末，一旦没有了这些国家机关，国内老百姓以及城市和乡村的正常生活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有人预言，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大型工业系统以及科学、教育、卫生和文化系统都将独立于现今由民主派规划、公布和发展的政治之外。尽管民主派领导人曾在1990～1991年号召人民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特权而斗争，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自己会那么快、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胜利，以至于他们还没有为接管政权和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做好准备。

民主派没有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发动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从众多零散的小党派中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政党。从“民主俄罗斯”到“俄罗斯民主党”，从“俄罗斯选择党”到“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从“改革——新方针”到“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诸如此类的这些小政党尽管都希望能够发挥政权党的作用，但实际上却又都不具备执政党的品质；而作为一个民主反对派的政党，“亚博卢”集团又极其弱小。表现得弱小的还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当中，该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东正教、苏联的爱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同在一起。

尽管丘拜斯、盖达尔、布尔布利斯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这些活动家也想采取某些类似于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以及声明，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不过是第二版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政策罢了。看来，将这些人称为“二月革命党人”的索尔仁尼琴完全正确。要是没有叶利钦以及他长期在自己身边及政府中精心的培植，整个自由民主体制恐怕不能支持两年，就像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和阿尔贝特·马卡绍夫（叶利钦在1993年的主要反对者）三人联盟在俄罗斯不可能成气候一样。

众所周知，总统办公厅在90年代试图发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这期间其办公地点就设在老广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恰恰是在这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临时性意识形态理论并诞生了总统国情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