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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三时我们分乘两辆卡车出发了。西旸让我和他坐在一起，而马孔多则在另一辆车上，反正我和马孔多也没更多的话可说了。卡车司机打开录音机，西旸递了一盘很有情调的钢琴曲磁带，行云流水的音乐很快把我的心与车窗外的景色相融在一起。西旸突然指着外面一片经历一九八七年大火的过火林说，看见了吗？那些没有被采伐的火烧木已经返青了。那是一片至少有半个世纪生长期的落叶松，尽管它们的树干仍然掩不住大火所留下的苍黑色疤痕，但它们的枝枝桠桠却抽出了耀目的新绿。高纬度植物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五年之久的表面死寂状态被烧不死的根给催发出了蓬勃生气。这些侥幸存活下来未被伐掉的树木证明我们已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火灾之后，舆论界大谈特谈官僚主义对经济建设的严重危害时，似乎没有人去关心那些已经被火烧过的树木该怎么办。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专家考察团奔赴大兴安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火烧木已经毫无再生的可能了，于是一场抢运火烧木的战役在大兴安岭打响了。整整三年时间，那些被宣判了死刑的树木永远离开了大兴安岭这片丰饶的土地，它们被截断，一车皮一车皮地尸体般地被运往他乡。没想到几年后的今天，那些所剩无几的过火林却带着辛辣的微笑孤傲地复苏了。我对西旸说，从塔河到西林吉的火车上，听到两个老大兴安岭人发过这种牢骚了，他们说当地有一个林业专家曾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高寒禁区的林木根系茂盛、深扎泥土之下，具有永冻层，根是不会被烧死的，只要根不死，几年春雨的滋润和林地上丰富的腐殖质会促使树木复苏。然而他的意见由于势单力薄而寡不敌众，没有人科学地采纳他的意见。真理在这种时刻被上帝放逐天涯海角了。

司机加大油门参与了我们的谈话，他是个粗人，他的话加了不少的脏词：“妈拉个X的，这帮书呆子也不向老百姓调查调查！有经验的老林业工人都预言过火木有返青的机会，可没有人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是大老粗。我们抢运火烧木的时候，几个离了休的老林业工人就聚在一起喝老酒，喝多了就哭，说干了一辈子没给子孙后代留下几棵树，他们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我儿子十岁了，我不能让他在这儿呆一辈子。有山没林的，跟寡妇守孤灯一样，有什么前途呢！走啰！”

卡车把我们载入劫后余生的森林中，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不敢去看那满眼的绿。那种牺牲了其它的绿而独立于世的绿木，每一棵都可以成为一座纪念碑。历史的错误就在于它永远没有挽回的余地，如同一场失败的婚姻，一局走向穷途末路的残棋，说什么也回天乏术了！

我垂下头，无言的悲哀使我觉得钢琴是乐器中最令人寒冷的声音。

卡车走了四十分钟，到达老沟金矿，也称胭脂沟。我曾读过宋小濂的《北徼纪游》，粗略知道李金镛创办金矿的情形。当年晚菘青青、瓜壶满架、矿丁往来的情景不复存在了。我们看到了一艘废弃已久的采金船，看上去斑驳不堪，备受岁月侵蚀。黄金的采掘使老沟一带到处都是低缓的坚硬的沙丘。据史料记载这里曾有俄妓日妓出入于常年不见女人的矿丁的屋中。谁都能想象得出这苦寒之地矿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和西旸沿着金沟走了一刻，然后又回到卡车上。返青的火烧木和废弃的金矿都使我减少了看白夜的兴趣。我甚至觉得千里迢迢和马孔多一同看白夜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

傍晚五点二十分卡车在经过了一大片挺秀的樟子松林后，疲惫不堪地驶进北极村。车停在防火检查站门口，那是间涂着黄粉的房子，周围是兴旺的灌木丛。草和野花的气息扑鼻而来，鸟的叫声也依稀可闻。一个穿白色制服的交警招呼司机下来进行车辆登记。司机登记完上来说：“我们是第三百零一辆。这么小的村子已经有两万人了，你们看，县委把交警都调到村里来了。”

我们按预先安排好的那样先到北极村林场食堂吃饭。席间听负责接待的当地朋友说，北极村的所有旅店都已客满，许多老百姓家也住了人。个体饭店一拨拨地接待人，青菜水果价骤然飞涨。一些摊贩随之在街角和江边支起了摊子，卖煎饼、馄饨、茶鸡蛋、玉米面发糕、咸鱼等等。我插话问他江边都有什么活动？他兴奋地涨红了脸说：“江边拉了好几串彩灯，县委派来了乐队，柈子早几天前就运到了，晚上点起簧人尽兴跳舞吧。”他那种作为主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而我对彩灯的出现则深恶痛绝，温馨的白夜中彩灯那多变的光芒将大煞风景。

饭后是晚上七时许，太阳还明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