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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在《对照记》里，存着好多张黄逸梵的照片。真是极美的一个女子，烫着卷发，穿西式的连衣裙与高跟鞋。她的五官长得非常精致而深邃，竟有些欧洲人的意思。在照片上，她带着似有若无的笑容，双眼熠熠地看着镜头，如同一个派对上的女王。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在海船上的照片。黄逸梵站在甲板边缘的栏杆前，侧着身子。她裹着头巾，头发在颈后绾起来。她穿着无袖束腰的连衣裙，逆光让她的身形成一个美好的剪影。

回到国内的黄逸梵，　不愿自己的女儿也成为一个温顺的闺秀，便坚持要带她去学校，并且教她钢琴与绘画。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但她的一举一动，都让张爱玲非常羡慕。这样一个如同“女神”

一般的母亲啊……见识到世界广大的黄逸梵，当然是不愿意再与抽鸦片、下堂子、娶姨太太的张廷重一起生活了。她果断地和丈夫离了婚，并和小姑张茂渊一起搬了出去。这小姑子张茂渊也非常看不惯哥哥的生活习惯。

两个留过洋的女人，租了一所漂亮的房子，请了白俄的厨师与司机，过着小资的生活。受到继母与父亲虐待的张爱玲一度与母亲居住在一起，母亲的冷漠与高姿态，西式的“自由”与无情，都让张爱玲又爱又恨。

当然，对于黄逸梵来说，安定不是她的本性。自由的风，只会在某个地方暂驻，而不会永远停留。不久之后，她又出国了。

与多年前那个和小姑一起第一次来到国外，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生疏而惊讶的女子相比，这一次的黄逸梵，是一个熟门熟路的旅行者，是一个生命的书写者。她的旅行经历，简直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她去过许多国家，多年后，女儿张爱玲继承了她惯用的行李箱。那箱子上满满地贴着各国轮船的标签，这是一个旅行者得到的徽章。

在张爱玲的记录中，黄逸梵在国外的生活，时刻都充满了趣味，当然也免不了危险。张爱玲在她的文字中记录道：“她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都熟识。”

“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尼，曾经做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一九五一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连我姑姑在大连收到信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向我悄悄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

“她信上说想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早在一九六三年她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　就在马来亚买了一洋巷碧绿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岛后她去了新加坡，丢下没带走。我姑姑和我经常拿到屋顶阳台上去暴晒防霉烂，视为苦事，虽然那一张张狭长的蕉叶似的柔软的薄蛇皮夹实在可爱。她战后回国才又带走了。”

……“她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黄逸梵如同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自由，肆意，活得似凡高的向日葵，热情四溢，几乎燃烧起来。

对于这样一个母亲，张爱玲的心情很复杂。母亲曾经努力让她上了新式的学校，也教她怎样生活得有情调，教她怎样生活才是有趣味的。但母亲到底是自私的，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在《小团圆》里，影射黄逸梵的蕊秋，甚至将女儿的奖学金拿走打麻将。女儿在学校过着拮据的生活，依靠这奖学金度日，母亲却住在豪华的浅水湾酒店。

总觉黄逸梵与玛格丽特·杜拉斯有相似之处。同样是追逐爱情与自由，从不停留如卡门一般的女子。在异国他乡辗转，黄逸梵与女儿的联系越发少了。她带着自己的身家，几箱子古董，永不停止地冒险。她爱过许多人，无一例外，都是外国男人。大概是彼时的中国男人让她感到乏味而陈腐吧。

多年以后，张爱玲到美国定居，与赖雅结婚。这时候，已经苍老的黄逸梵漂泊到英国。婚后不久，张爱玲生活拮据，黄逸梵到底还是挂念着这个不幸的女儿，便为她寄来了一箱子古董。可在张爱玲婚后第二年，黄逸梵就病逝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张爱玲，心中非常痛苦。她是爱着她的母亲的，她崇拜着她。处于极度痛苦中的张爱玲，大病了两个月。

对于黄逸梵来说，在异国他乡孤单地病逝，也许并不如旁人眼中那样来得凄凉。回望自己的一生，她一定未曾后悔出来闯荡。这多年的冒险，让她风一样的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自由，才是风的意义所在。若是老死在家中的床榻上，即便儿女满堂，有人照顾，又有什么意义呢？　死去元知万事空。多少年在一所房子里徘徊，每天见到的都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