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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经验都已证明：妊娠期是种独特的健康状态，最好顺其自然。

我们费尔丁·罗思的人经历着一场妊娠期药物的灾难，正为之付出重大代价。

今后，我们要在道德与经济方面努力干得好些，从别的方面去开发财源，而且敦促其他公司也这样去办。”

西莉亚原来估计老资格的董事和律师克林顿·埃瑟里奇会跟她唱反调，可他这时却发言支持她。

“谈到财源，我赞成乔丹太太的主张，把蒙泰尼的灾难变成商业上有利的好事。恐怕你们有的人还没注意到，这份所谓的信条——这董事把它举起来——是非常聪明的主意，它是我们推销其他药物的一篇呱呱叫的宣传品，会有很高的美元价值。我想，这一点到时候我们会发现的。”

西莉亚心里一怔，接着提醒自己不妨接受这支持，即使他支持的理由不妥。同时她纳闷：埃瑟里奇明明是文森特·洛德的朋友和后盾；很久以前萨姆就发现，这人有时把研究部主任的观点带到董事会会议上来。洛德是知道费尔丁·罗思信条一事的，也知道今天要在董事会上讨论，他和埃瑟里奇几乎可以肯定商量过这件事。因此……她眼下接受的这一支持，是否间接表明洛德向西莉亚承认他在蒙泰尼问题上的歉意呢？她认为这点她永远不得而知。

董事们主要就如何实施这信条提出问题来讨论。但最后作结论性发言的是电视广播网的巨头欧文·诺顿。

诺顿在几天前刚庆祝过他自己的八十二大寿，这时在长会议桌的另一头望着西莉亚，干巴巴地说，“乔丹太太，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终于尊重你的女性判断力了。我和跟我一样的其他人只能抱歉地说，我们拖得太久了。”

西莉亚诚挚地说，“先生，你的话使我非常愉快。”

接下来是投票表决。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信条定为公司的正式方针。

费尔丁·罗思的信条影响巨大，但对一般公众而言，其影响并不如西莉亚所希望的那样大。

大夫们除少数例外，大都喜欢它。一名妇产科医生的来信说：

请费心再寄我几份，我将给一份配上镜框，挂在我诊室的墙上。我认为孕妇不宜用某些姑息剂，所以，如她们因我不开姑息剂处方而说我服务不周时，我当以此信条示之。

我们不相信对每种症状都有药可用。你们站在高度职业道德的立场，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祝愿贵公司日益兴隆！

给这大夫和许多来信索取的大夫再寄去了若干份。

持异议的大夫其反对的理由是，应由他们向病人建议什么时候该用或不该用什么药，而不应由制药公司来说三道四。不过从来信的数量看，这样的医生占极小比例。

费尔丁·罗思信条由公司用广告形式大量登出，但只登在医药及科技杂志上。最初西莉亚主张在报纸上和一般刊物上登，但被人劝阻了，说是会引起医药同业公会的对立情绪，他们与食品药物局一样，对于在处方药问题上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不满。

或许就因为没这样做，报纸对费尔丁·罗思信条不很重视。《纽约时报》在金融消息版刊登了短短两段文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则在后面不显眼的栏目里登了同样的报道。在其他报纸上只用作补白。电视方面，尽管公司的公众关系部门设法请电视制片人加以宣传，他们却不予理会。

比尔·英格拉姆向西莉亚发牢骚说，“如果我们上市的药，出现了事前未料到的有害副作用，那些电视新闻的典范人物就要扒我们的皮。可我们干这类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时，得到的却只是几声哈欠。”

她回答说，“那是因为电视新闻本身过于简单化。电视从业人员受的训练是寻找震动大、效果快的消息，所以避免需要动脑思索的新闻，因为那要占用太多的播映时间。不过别着急，那方针有时对我们有用处。”

英格拉姆有些怀疑，说道，“届时务必告诉我一声。”

其他医药公司对费尔丁·罗思信条的反应各各不同。

经营孕妇用药品的公司持公开敌视态度。一家这种公司的发言人就公开说，那信条“只是花一点点小钱买名声的拙劣宣传”。

其他一些公司的看法是，费尔丁·罗思一心想“比尔等圣洁”，说不定已损害了制药业，但并未说明在哪方面造成了损害。然而也有一两家竞争对手公开表示赞赏。一位制药业中颇受尊敬的领导人对西莉亚说，“老实讲，我真希望是我们公司先想到这一点。”

“这些反映不说明任何问题，”西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