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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到。乞丐站起身来，朝右边第二间小室走去，他拉开门帘走了进去。

“安吉勒斯·多米尼。”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黑色帘后面传出的低语很刺耳。“你的日子过得舒坦吗？”

“过得很舒适……”

“很好。”那个影子打断了他的话。“你给我带了什么？我的忍耐已到了头。我白会了几千——几万法郎，一事无成。红山出了什么事？从蒙特涅街大使馆来的假情报谁该负责？谁接受的情报？”

“库安旅馆是个圈套，可不是为了杀人。现在很难准确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如果说那个叫考勃利尔的使馆随员重复的是假情报，我们的人也深信他本人并没意识到，他是被那女子愚弄了。”

“他是被该隐愚弄了！伯恩追查了每一个提供过假情报的人，这样就暴露并且确认了每一个情报提供者。但是为了什么呢？把这一切暴露给谁呢？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以及他是谁了。可他什么消息也没传递到华盛顿。他不肯露面。”

“为了提出一个答案，”乞丐说，“我不得不追溯到多年以前，可能他不要他的上级干涉。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独断独行的倾向，很少互相具体联系。在冷战时期，可以用把情报重复三、四次卖给同一个情报站来赚钱。也许该隐是在等待，一直等到他认为只有一种行动可以采取、上面的人没有任何异议可提的时候。”

“老朋友，你年岁虽老，头脑仍旧很机灵。这是我要找你的缘故。”

“也许是，”乞丐接着说，“他确实已经叛变了。这种事发生过。”

“我不这样看，可这没什么关系。华盛顿以为他已经叛变了。‘和尚’已经死了。在纹石的都死了。该隐是凶手已经定了。”

“‘和尚’？”乞丐说。“一个过去的名字。他曾经活跃在柏林、维也纳。我们对他很了解。敬而远之。你的答案找到了，卡洛斯。‘和尚’从来主张人越少越好。他的理论根据是他的圈子已遭渗透和泄露。他一定命令过该隐只向他一人汇报。这就能解释华盛顿的困惑和几个月来的沉默。”

“它能解释我们的困惑吗？连着几个月没有消息，没有行动。”

“有好几种可能。病了，累了，回去进行新的训练了，甚至可能是敌人散布混乱。‘和尚’诡计多端。”

“然而，他死之前对一个同事说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能肯定那人是伯恩。”

“那个同事是谁？”

“叫吉勒特，是我们的人，可是艾博不可能知道。”

“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和尚’对这种人有一种直觉。当年维也纳有句话，戴维·艾博连神都要怀疑三分。”

“有可能，你的话叫我感到宽心；你的见解别人没有。”

“我比别人丰富得多，我也曾是个有地位的人，可惜把钱挥霍光了。”

“浪荡惯了——我还有什么能对你说的？”

“显然还有别的事。”

“卡洛斯，你很有眼力。我们早先就该互相认识。”

“你又自以为是了。”

“一向如此。你知道，我知道你要我什么时候死我就得死，所以我必须具有价值，不光说一些经验之谈。”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这种事可能价值不大，可值得注意。我穿上体面的服装，在库它旅馆呆了一整天，那里有个男人，一个胖子。保安局盘问后把他打发走了。这人的眼睛骨碌碌直转，还直冒汗。我和他随便谈了几句，把我在五十年代初斯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身份证给他看。好象他在昨天清晨三点钟把汽车租出去了，租给一个有个女人陪着的金发男人。金发男人的外表符合来自阿根托尔的照片。”

“租车？”

“好象是。在一、两天内由那个女人送还。”

“永远不会还了。”

“当然。但是它提示了一个问题，不是吗？为什么该隐不怕麻烦用这种方式弄到汽车？”

“尽快远走高飞。”

“如果这样，那么这个情报就没有价值了。”乞丐说，“然而有那么多种方法可以走得更快，而且不引人注目。再说伯恩不大可能相信一个贪婪的夜班职员。那种人很可能向保安局或者别人告发领赏。”

“你有什么看法？”

“我看伯恩弄到那辆车，可能只是为了来巴黎跟踪某个人。他可以不必在公共场合东溜西转被人发现，而且租来的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