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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韩哲一)
,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
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
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敌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7月11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
,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吴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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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剩70,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
,当时许多人不同意。
(这还是指1958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
反复讲1300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1959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
,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11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5%,一般水平是95%,而我们只能立足于95%。全国年增产30%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
(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7月17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
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
,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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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
同11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
,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
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这时找各大区人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Q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19个问题时,毛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
,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
(1988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12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
《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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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