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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眼看出了是便衣警察。这种便衣警察在日本又称作“刑士”。着“便衣”而又服饰一律，这本身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令人可笑。郭沫若鼻子里“嗤嗤”冷笑了两声。

其中一个警察看见郭沫若睡在地铺上，就粗暴地问道：“哦，生了病吧？”

另一个警察则做出一副办公事的样儿，板着面孔说：“我们是东京警视厅派来的，有事情要你到东京去谈话。”

郭沫若知道事情不妙，又觉得应该到来的一个瞬刻毕竟是到来了。从上海来到日本，犹如从狼群掉进了虎口，他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于是便起了床，没有多说话，只答应道：“我去。”

“不，你不能跟他们去！”安娜抢过来阻止道。她和便衣警察争辩，抗议他们无理逮捕：“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呀？他犯了什么法？”

“哼哼！哼哼！”这一批警察是在市川的警察局打了招呼来的，有恃无恐，蛮横至极。有几个留下来搜查住宅，有两三个人便把郭沫若强行押到东京警视厅：“走！——”

安娜顿时急红了脸。拦又拦不住，她便要同郭沫若一起去警察局。“要走，我们一起走！”她说，回头便叫和儿关照好弟弟妹妹。四个孩子见此情景，哇哇哭开了。安娜又禁不住，心如刀绞。

郭沫若劝止了妻子。他对安娜说：“即使有问题，也断不会枪毙我的。安娜，你还是和孩子留在家里的好。”安娜勉强忍住了眼泪，目怔怔地看着丈夫被蓄察强行带走了，对亲人的爱和对自己同胞的憎恨交织在她心里，像着了一把火。

到了东京，郭沫若被引到日本桥区的蓄察局。一位绅土模样的外事课长，详细询问了他的履历和来日本的经过，还问到安娜的履历，郭沫若都一一告诉了。外事课长最后又问道：“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不是证明你有什么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的警察吗？”

郭沫若微微一笑，坦然地回答道：“我要用假名是备上船时瞒过上海的警察，并不是对日本有所企图。我住在市川，虽然没有公开用我的本名，但都是经过了检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快半年，我也没有做过对于日本不利的丝毫的活动。”

“那你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呢？”

“我在打算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甲骨文”

虽然审问不出一点名堂来，但警察局仍不释放郭沫若。他们把他关进了第三号监房，为了防止自杀，还解下了郭沫若腰间的皮带。

郭沫若被警察带走以后，安娜多方奔走营救。她先去市川的边区找到了击剑名人横田兵左卫门。这位横田兵左卫门是仙台藩的土族，交友很广，东京的思想检事的首席平田薰是横田的同学。安娜和横田一起路到东京请平田薰检事帮忙斡旋。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检事的指挥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一般是不敢专擅的。经了检事亲自出马奔走说项，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因此郭沫若在东京警察局被拘留三天后，终于释放了出来。

已经是傍晚时分，他急急地往家走。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样。郭沫若见到安娜由于连日奔波劳顿，丰腴的容颜一下子消瘦了好些儿，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把妻子紧紧搂在了怀里，这一对患难夫妻久久偎依着，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小的女儿淑子照样欢呼着跑来拥抱爸爸，稚气地问道：“爹爹，你带回土产来了吗？”“土产？”“我没有告诉她。”安娜笑着解释道：“她以为爸爸是出外旅行了呢！”

郭沫若明白了，安娜就像基督耶稣，宁肯自己担惊受怕，奔走辛劳，承受一切的苦难，也绝不让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受到一点点的压抑，蒙上一点点的阴影。

郭沫若这次被东京警视厅无理拘留，给安娜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日本人本来就瞧不起中国人，郭沫若又是一个亡命之徒，左翼分子，那些邻居们便都闪着戒备而又轻视的眼光。有的人甚至说安娜的坏话。

郭沫若的行动是受到双重的监视的，一重是刑士，一重是宪兵。他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经在日本的报纸上登载过。郭沫若被视为“左派的要人”，搬到新居来没几天，刑士便像甩不掉的警犬猎狗一样跟踪而至。他们每隔一、两天便要来打扰一次，还美其名“保护”。

郭沫若在北伐时期曾被授予过中将的军衔。有一天，一位刑士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

郭沫若知道这位刑士是把他视同如中国的一般军阀了：自己虽然亡命在外，国内却还有残留的部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