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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决定这项争论的主要考虑之点是：虽然官长关于宗教的见解可能是可取的，他指点的道路也可能是福音之路，但是，只要我在内心里未能充分相信，我就不可能放心地跟着他走。无论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只要它违反我的良心的指示，便不可能把我引进那幸福的圣所。我可以因从事我不感兴趣的手艺而致富；我可以因服用我不相信的药物而治好我的病。但是，我绝不能因为信奉我不相信的宗教与履行我所厌恶的礼仪而得救。对于一位不信者来说，袭用另一个人表示信仰的外部形式，是徒劳的。只有信仰和内心的虔诚才能博取上帝的悦纳。众所公认的良药，如果患者刚一服下就从胃里吐了出来，它对患者是不起作用的。强行将药物塞入患者的咽喉，如果他的特殊体质会使它化为毒药，那也是毫无用处的。简言之，不管在宗教里有些什么东西值得怀疑，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凡是我不相信其为纯正的宗教，对我说来，它都不可能是纯正和有益的宗教。

因此，君王们以拯救臣民的灵魂为借口，强迫他们加入自己的教会，只能是枉费心机。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便会自愿加入；如果他们不相信，即便是加入了，又有何益？总之，不管友善、仁爱和对拯救人的灵魂的关心等一类借口是何等的高尚，但是人们是不能在不顾其愿意与否的情况下，因强迫得救的。归根结底，一切的事情都还得留归人们自己的良心去决定。

至此，我们终于使人们在宗教事务上摆脱了彼此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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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友人的一封信５２

切约束，下面就让我们来探讨他们应当如何去做。所有的人都知道并且承认，应当共同礼拜上帝。那么，为什么他们反倒要互相强迫去参加公共集会呢？自由结合的人们之所以加入某一教会，其目的是因为他们集合在一起，不仅可以互相启发和开导，也是为了向世界表示他们崇敬上帝，并以问心无愧的、上帝能予领受的方式礼拜神圣的上帝；最后，也是为了通过纯正的教义、圣洁的生活和体面的礼拜形式，把其他人吸引到纯正宗教的博爱中来，完成那些相互独立的私人不能完成的其他宗教事宜。

我把这些宗教团体称为教会。我认为，官长应当对这些教会持宽容态度，因为人们在这些集会上所做的事情，完全是每一个人依法可以自行处理的事情，我指的是拯救他们的灵魂。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国教与其他各独立教会之间都是一样的。

但是，鉴于每个教会都有两件事需要特别加以考虑，那就是：教会的外部形式和崇拜仪式以及教义和信条。

因此，为便于更清楚地理解宽容的全部问题，必须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加以讨论。

关于外部礼仪，首先，我说官长无权以法律给他自己的教会，更不必说给其他教会规定用以礼拜上帝的任何礼仪形式。这不仅因为这些教会是自由的团体，也因为无论人们怎样礼拜上帝，都只有在他们自己确信那种方式能够为上帝所悦纳时，它才是正当的；反之，非出于这种信念去做的任何事情，其本身便注定是不可取的，也是上帝所不予接受的。

因此，把这些违反人们自己判断的事情强加于人，事实上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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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论宗教宽容

迫他们怒犯上帝。既然任何宗教的宗旨都无非是为了取悦于上帝，而宗教自由则是达到此种目的所必须的，所以，那种做法便显然是最荒唐不过的了。

但是，人们或许会由此得出结论：我否认官长对于无足轻重事情的一切权力，而如果连这种权力也不承认的话，那么，立法的全部实质便都被取消了。不，我当然承认无足轻重的事，也许只有这些事情，是从属于官长的立法权限的。

但是，这决不是说，官长可以随心所欲地颁布关于任何无足轻重的事情的法律。

公众利益是检验全部立法的准则和尺度。

如果某件事情对于社会是无用的，不管它是怎样的无足轻重，却不能立即以法律予以确认。

但是进一步说：某些就其自身性质说再也不能更加无足轻重的东西，一旦它们被用到教会和敬拜上帝上时，那就超越了官长的职权范围，因为采用这些东西与公民事务无关。

教会唯一的宗旨是救人灵魂，它采用这种或那种礼仪，与国家或它的任何成员都毫无关系。在这些宗教集会上采用或摈弃任何礼仪，对于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既不会有利，也不会有害。例如，我们假定，用水为婴儿施洗这件事情是无足轻重的；又假定，官长认为儿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