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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疑疑惑惑地看着他，连声说：好，好。王清举又费了半天口舌，终于把颤颤巍巍的老人劝回了家。

晚上王清举独自在灯下算帐，算算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财政帐，越算心越焦：四万多人口的硖石乡，伸长脖子吃财政供养饭的人就有五佰七十多，以前编个借口就往农民头上摊派新费种，连“烟囱费”、“养狗费”、“地皮费”这种荒唐的名目楞出笼了，即便这样，全乡税费总额也才九百多万元，入不敷出。一到年底，王清举就要坐在县长办公室里哭穷，县长只好带着他往工商繁荣、富得脑肥腰壮的南部诸镇跑，说是县内调剂，暂借点钱用，大家也都明白覆水难收，借出去的钱就像泼出去的水。心疼之余，酒席间的风凉话就越来越刺耳，王清举只好装聋作哑，干陪着笑脸，回乡后再摔摔凳子泄泄火。一年一年地熬着过，轮到今年的税费改革，把向农民乱收费的口子一招扎死了，全乡税费总额降到了四百多万元。口袋瘪了大半，但今年却要新增一项硬梆梆的支出：财政补贴瘫子村的移民造镇。到了崩溃的边缘，才突然发现要找活下去的办法了。最有效的办法是虱子摆在秃子明晃晃的脑袋上，所有人早也就看见了，都戏谑似地高喊过：“精兵简政、精兵简政！”，一边喊时又都在肚子里烧着求佛的暗香：真该朝死里减人，只是千万别减到我的头上。不减还像什么话？乡广播一年响不了三岔，可乡广播站的牌匾下硬养了三十多张嘴。郭秘书测算过，吃财政饭的人减掉七成，政府的轮子照转，转得还更轻盈更欢快。

嘴里藏着祸水，减掉一张吃闲饭的嘴，等于给自已惹一个埋得深深的祸根。王清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迟迟下不了狠心。他探过别的出路，他曾热烈地梦想搞一个无痛分娩，办一些能羸利的企业，把政府大院臃肿的人群轰到企业中去。有一些年他带着一干人颠来覆去地跑温州，想学点人家从市场上剐油吃的本事。温州灯红酒绿、蓬蓬勃勃的局面，让乡干部们看得天灵盖冒烟、涌泉穴着火。王清举也是血脉贲张。那些瘦得跟猴筋似不起眼的温州人做到了，咱们这帮虎背熊腰的沿淮汉子就办不到么？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分析，最后全乡干部像一锅油似地沸腾起来。王清举跑到银行，恨不能割下自已脑袋担保着贷款，银行行长也跟着激动了。乡制革厂、锚链厂、窑厂，一家接一家地投产，鞭炮炸得乡政府院中一地的碎红屑。可很快的，碎屑上的红还没有完全褪净，这些厂子又一家接一家地撑不住了。制革厂管中流出的污水毒死了庄稼和鱼，却没有产出一分钱的利润。有一年除夕，乡政府发不出工资，只好将皮革厂残存的牛皮每人割一块，充抵工资，大家都苦笑着过了一年“牛皮年”。等到银行来催债，王清举傻眼了，拿什么还给银行呢？大家彻夜商议，第二天决定征收“企业损失费”，向农民均摊收取。瘫子村的麻三叔串联了三百多个拖拉机手，准备千里围堵省政府，乡长的胆都吓绿了，赶紧作罢。银行行长看着围墙里衰草过膝的厂子，叹口气说：“我的命就栽在这里了，你们提前给我送终吧”。硖石乡农民仍旧把河中捕起的小鱼卖到外地，再美滋滋地嚼着外地运来的包装精致的鱼干。县政府也因此下文，规定各乡镇政府不许再充当投资者、卷起胳膊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只能做个市场秩序的裁判员。王清举的万丈雄心，化作寸寸灰烬，做起了一杯清茶的裁判员。乡政府的大院中，济济一堂的也都是裁判员。

到底减谁裁谁？王清举面对着一张清清爽爽的名册，整夜整夜地发呆。一个名字像一根枯荷，扯一扯，会惊动在满池的淤泥下盘根错节的枝叶。王清举太熟悉乡政府的这个院子了，有时，它结构缜密的程序有时像一块铁板，你买一张办公用纸，要经过五、六道审核的关卡。有时，它又松疏脆弱得如无人之境，只要王清举签了个名字，所有的核查便立即失了效。没人敢监督他王清举手中的这支笔。在册的名字像一根太长的链条，每一个链节都在喊着：是我推动轮子在转！是啊，每一个链节都和轮子在磨合着，虽然并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磨合。

再不能等了。王清举咬咬牙想，农村税费改革在明朝时叫“一条鞭法”，这根带血的鞭子抽的就是浮肿不堪的基层小吏集团，难免要有人发疯、有人叫疼，只是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像瘫子村的搬迁，苦捱了几百年，一只掉光了羽毛已变成瘟鸡的老凤凰，也该浴火重生了。

两桩事都不能再等了，否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