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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哥指着脏罐子和刷子给他看时，阿布杜拉头疼起来，一下倒在床上，发起牢『骚』来：

“我明白了。你是白人，圣地亚哥，而我是黑人。所以你要我当佣人来伺候你们大家。”

圣地亚哥是个和平使徒，阿布杜拉的这句话比用尖刀刺他还要让他难过。他也愤怒了。

“阿布杜拉，你居然对我说这种话！”他愤怒地叫道，“而我却为了黑人的平等奋斗了六年。这次出航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阿布杜拉没听完就用睡袋蒙住了自己的头。当他再次探出头来时，恰好瞥见我拿着一堆脏罐子，摇摇晃晃走到船尾。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我只是和你调换一天。”我解释道。

第二天，就见阿布杜拉高兴地站在船尾，哼唱节奏感很强的非洲歌曲，手里刷着平锅。

过了一天，又有一件事惊动了我们。乔治私底下来找我，想要此后一个人承担刷洗厨房的工作。这是一件乏味的工作，却还要轮换，而其他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这就是乔治，不错，正是乔治，以后就一直负责厨房的杂务，而“太阳”号上的厨房从此也干净到了极点，大家也不用为洗锅的事情费心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诺曼和卡洛对于尤利和乔治总有些对立情绪，觉得尤利和乔治非要别人下命令才知道干活，而他们自己从早到晚除了自己的职责还到处找活儿干。他们对阿布杜拉缺乏积极主动『性』倒还能理解，但这两位都受过高等教育，不应该光等着别人下命令啊。同时，尤利、乔治和阿布杜拉也对诺曼和卡洛感到恼火，觉得他们两人的军队作风太过火了，他们动不动就下命令，而不能像朋友那样平心静气地讲话。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放松下来享受生命。而且，圣地亚哥很会躲躲闪闪，每当要搬重物时，他先是弯腰动手来搬，然后招呼其他人来帮忙，等别人一来，他就直起身来，笑眯眯地指挥着肌肉发达的乔治、尤利和阿布杜拉搬运。诺曼和卡洛因为我这个领队从来不把躺在睡袋里午睡的人叫起来帮忙，任由愿意主动干活的他们忙着，也觉得心里不平衡。而另外三个人觉得我应该管教一下那些老下命令的人，让他们说话的时候友好一些。这又不是军舰，也不是阿尔卑斯登山队：我们七个都是同伴，互相平等。

但是奇迹发生了。尽管有上述种种小摩擦，但是都没有发展成“远征热病”，大家都尽力去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在这里，圣地亚哥的和平主义哲学让大家都获益匪浅。尤利和乔治不得不敬佩起诺曼和卡洛来，因为他们的积极努力改善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条件。诺曼和卡洛也改变了对尤利和乔治的看法，因为他俩的任务最为艰巨，而且他们乐于助人，只要别人提出要求，或是别人有需求，他们一定会伸出援手。圣地亚哥是我们的外交家，也是我们的心理学家，帮尤利医生抚平了心灵的创伤。我们的医生尤利勤恳负责，而且从不言倦。大家都喜欢阿布杜拉的机智和好学，以及他对异国文化的快速适应能力。阿布杜拉也喜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亲身体会到自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尽管除他外我们都是白人。他会央求尤利用『药』让他也像其他人一样长胡子，却不明白梳洗整洁的尤利为何每天早晨都要坐在船尾刮胡子，而其他人都开始蓄起红须黑胡。既然脸上不能长胡子，阿布杜拉就开始留头发。他不再剃头了，以前他的头皮一直又黑又亮，犹如漆皮。后来，他长出一头密密的卷发，他把那枝木匠笔往头发里一『插』，就像是戴了个红发卡。

乔治有一些怪癖。他白天很容易入睡，可到了晚上，不抱着枕头听着音乐就睡不着。为此，他带了一个录音机和几盘心爱的流行音乐磁带。我们睡得离他远的人倒不会受那音乐的干扰，因为纸莎草船和缆绳的声音能盖过它，可是圣地亚哥就不得不同乔治一起吃尤利给的安眠『药』了。录音机日夜不停地播着乔治的流行音乐。可有一天，录音机不见了。半分钟前我还见到它在船桥上，在阿布杜拉的脚边。阿布杜拉背对着录音机，正在『操』舵。当时诺曼有半个身子吊在舷外，在绑一枝桨。我和卡洛、圣地亚哥忙着跑前跑后转移船尾的货物，尤利和乔治在船舱另一边忙活着。乐声突然停止了。过了一两分钟，尤利从船货上爬过来开录音机。录音机却不见了。乔治到处都搜了一遍，船尾，船头，褥子下面，船舱顶上，哪儿都没有，永远不见了。是谁干的？这位非洲柔道冠军怒气冲天，像只发怒的大猩猩。是谁？谁把他的录音机丢到海里去了？这下他的这次航行算是结束了，完蛋了：没有录音机他怎么睡得着啊！谁？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