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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埃及人乔治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彩虹。当天傍晚时分的日落也同样瑰丽。在我们的前方，仿佛有看不见的画笔，把足以画出一百条彩虹的颜料，都抹在了遥远天边的弧线上。诺曼坐在舱内，弯着腰，用尺子比画着柳条墙上挂着的地图。其余的人都躺在干草褥上，等着诺曼算出个结果。透过柳条舱壁的孔洞，我们看见绮丽的晚霞正在褪去，卡洛点起煤油灯，挂到桅杆的横档上去了。

“我们已经航行了两千一百五十海里，”诺曼最后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行程已经过半。从这儿到西印度群岛还有一千三百海里，比回萨菲的路程要近多了。”

“是船尾拖了我们的后腿，不然我们的速度还要快呢，”尤利说，“昨天我们只航行了四十海里。”

“是啊，船尾是让我们放慢了速度，但是最糟糕的是它还会让我们偏航，”诺曼说，“尽管我们一天都忙着用舵桨调整航线，今天一整天不是向北偏离主航线30度就是向南偏30度，误差达60度之多，我们肯定走了不少冤枉路。我刚才测量了直线距离，如果不是船尾捣『乱』，让我们走‘之’字形路线，恐怕我们现在已经靠岸了。”

“换了那些深知纸莎草船底细的人，肯定已经一帆风顺地渡过大西洋了。”乔治说。

草船平静地发出吱嘎声，我们的床后面，传来一阵轻柔的拍打声，就像是有人在帘子后面坐在浴盆里洗澡。

“我本以为越到海洋中心，浪头就越大，可事实恰好相反，”圣地亚哥喃喃地说道，“人类学家常说，古代的水手只要紧贴着海岸航行，就可以周游世界了，其实，那里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呢。”

“沿海岸线及岛屿的周围，海浪和洋流因受到挤压，形成的旋涡和倒流变化多端，”我肯定他的说法，“事实上，越接近陆地，海浪就越容易变得狂暴。而在公海里，海面开阔，不易形成惊涛骇浪。暴风来临的时候，也是沿岸附近最危险的时候。”

圣地亚哥说：“人类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直为纸莎草船和木筏能否横渡大洋的问题争论不休，却从来没有得出过结论，这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如果有人想通过实践来解答时，他们就会勃然大怒，认为这样的结论不够学术。”

这种情形，我和圣地亚哥已经司空见惯了。我是独立工作的，可以一笑置之，可是圣地亚哥却深受其苦，因为他是好不容易才被学校批准参加什么草船渡海的“非科学”活动的。要试验纸莎草的『性』能，在澡盆就足够了嘛。科学家应该在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里工作，而不应该到大西洋上去当野人。

但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上，胡子一大把，鼻子晒脱了皮，却得出了与书本完全不同的结论，与那些将纸莎草放在盛水的容器里进行研究的所谓专家得出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如果将制筏的木材放在实验室里的水槽里，一两个星期后它就沉到水底了。但如果你学印第安人，砍伐新鲜的树木，不剥树皮，放到海里，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你可以在筏木上待上一百零一天，一直漂到波利尼西亚。而纸莎草专家也是将一小段纸莎草秆放在水箱里，这水是死水，结果它不仅很快失去了浮力，而且还会冒泡，最终腐烂。最多维持两个星期，书上这样写道。而现在已经过了七个星期，同样的纸莎草还载着我们，载着好几吨货物呢。为什么呢？因为专家用的是松散的纸莎草，是在澡盆里做实验用的；而我们用的是一艘完整的草船，航行于大海。从埃及到秘鲁的造船师都从经验中得知：纸莎草是通过断开的横截面的气孔吸水的，而它的外皮是密不透水的。因为他们在造船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就是把纸莎草断开的地方扎得紧紧的，尽量不渗水。纸莎草和草船完全是两码事，正如铁和铁船大有区别一样。

“只要绳子还捆着纸莎草，”阿布杜拉每天这样说，“我们就还能浮在水面上。如果绳子松了，纸莎草就会吸水。如果绳子断了，我们就会沉入大海。”

不到两个月，我们已经完全熟悉了自己的生活环境，甚至常常觉得我们也成了建造草船的那个时代的人，觉得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在船上装满坛子、篮子、皮囊、绳索、腌制和风干的食物、果仁和蜂蜜。古时候和中世纪的水手，一定也曾有过同我们一样的心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觉得这些先辈似乎与我们血脉相连。他们和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享受同样的快乐，乘坐同样的金『色』草船，漂浮于海天之间。在草船上，我们都忘记了时间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