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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呢，玛达尼？”诺曼急切地问道。

“当我第一次从马拉喀什来到萨菲时，曾离开码头，去海上打鱼。但因为晕船，只好又回到岸上。”

“这一次又都是‘旱鸭子’。”诺曼瞅着我，有些失望地说。

“但他们肯定不会像水手那样，把草船当做一般的木船，把重的东西全部放在受风的那一侧。”我又想起去年的那场大祸，“明白自己对草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反倒最稳当。一名经验丰富的滑雪运动员很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跳伞运动员，他们缺少灵活『性』。”

最开始的两天，这两个初试身手的海员全都因晕船而倍感折磨。狭窄的草船颠簸摇晃，就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沛漂流的空瓶子。后来，佛祖和真主似乎听到了他们虔诚的祈祷，把风平浪静的天气带到海上，让那些统计数据和气象图完全失去了效用。等到海风再起，这两位来自日本和摩洛哥的代表就已经能够适应了。像在“太阳一号”上一样，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曾有人肤『色』白皙，但如今已被晒成褐紫『色』，肤『色』本来就深的人则愈发黝黑，谁也不会去想什么家谱、证书、会员卡或护照一类的事情。甲板前侧的空地不多，后侧的空间更少。船舱两侧只留下三英尺宽的过道。船舱矮得让人直不起腰，要想舒展筋骨只有爬到舱顶上去。除了矮，它还很窄。躺在里面翻身时，不是膝盖压上别人的肚子，就是胳膊肘碰到别人的眼睛。即使夜间舱内漆黑，桅索和船桥的吱嘎声响成一片，也听得出是谁在祈祷，谁在打鼾；谁的吃相如何，谁的玩笑幽默，彼此全都明明白白。只有圣地亚哥和乔治偶尔会找尤利讨要安眠『药』。别人都能睡得着。我们好像是在举行一场不散的宴会。这里无任何隐私可言，从早到晚，不分场合，我们全都形影不离。

如果说，美国人和苏联人互不了解，现在有两个人却成了莫逆之交。如果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天生的敌人，我们船上早该出现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局面。如果说，万能的主只允许人们供奉一位神灵，在“太阳二号”上早就发生宗教战争了。我们分别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各有各的语言。但日常用语只限于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偶尔也讲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只在梦中才讲俄语、挪威语和日语。只要一有空闲，通常是在晚饭以后，就会有两三个人坐在桅杆下，其余的人则围坐在鸡笼餐桌旁，互相争论，一起合唱或讲些趣事。不去船舱，是因为那里总有人在睡觉。我们也讨论政治问题，但从不会拳脚相向。因为在这里，允许自由争论东西方问题，更没有荷枪实弹的人在旁边监视。要说武器，船上能派上用场的只有手叉、斧子和鱼钩。但我们只用它们来为大家服务，因为我们“同命相连”。和所有人一样，我们也讨论巴勒斯坦问题、非洲的部族争端，以及美国对越南、苏联对捷克的干预。但谁也没有勃然大怒，谁也不会声嘶力竭，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意见都趋于一致。我们也探讨了宗教问题，但谁也没有感到受到了神谴。我们有天主教徒、科普特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也有无神论者、自由思想家和半基督教徒的犹太人，在我们小小的方舟上，居然容纳了这么多不同信仰的人。不过，反倒是一枝失而复得的牙刷引起过一场争论，当我们就它的归属问题进行讨论时，听到了好几个人的咒骂和怒吼。看来，纵然相隔千山万水，人类在人『性』深处还是极其相似的。鼻子底下的牙刷远比千里之外的大炮具有威力。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但人类最本质的情感却亘古不变。不管我们是否相互理解，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相依相偎，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因为相同的理由而欣喜鼓舞，抑或恼怒愤慨。我们竭尽全力互相帮助，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一人『操』舵，别人都能安睡；一人做饭，别人都能饱餐；一人补帆拉纤，大家都能前进。我们必须保持最好的精神面貌，时刻准备着，一旦遭遇外来威胁，我们必定联合起来，奋力加以还击。

日子一天天过去。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

“太没劲了，”卡洛俯身捡起钓鱼竿，轻松的语气不像是在抱怨，“没什么可修的，没有木料折断，也没有绳子需要拼接，跟‘太阳一号’真是大不相同。”

他坐上船头，两脚伸出舷外，拿一条小飞鱼当鱼饵，挂在鱼钩上。这种飞鱼大量飞上草船。在船底的飞鱼中，还混杂着剌鲳，它们味道鲜美，只要一垂钓，就会立即上钩。可是我们觊觎已久的海豚或金枪鱼，这次却很少见到，它们是最让水手们垂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