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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苦心经营，差一点断送在这个排长身上！不过，公秉藩未敢贸然相信排长之言，生怕有诈。一边嘱令严审这一排长，一边急电何应钦。何应钦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漆着青天白日旗标志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没有发现异常迹象。于是，五月十一日，何应钦复电公秉藩：

“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

各路之先声。”这样，那个反叛的红军排长所提供的重要情报，反而被视为“苦肉计”，遭到了否定。毛泽东则在东固深山之中，正侧耳谛听着山外的“声音”。说实在的，毛泽东得“感谢”张辉瓒，因为张辉瓒全军覆没之际，他的无线电台也落入红军手中！在此之前，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正因为这样，当年毛泽东和朱德互相寻找，朱毛和彭德怀互相寻找，花费了多少工夫呀！也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毛的汇报，都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写在竹纸上，靠地下交通员递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

龙冈一战，红军从张辉瓒师部缴获一台十五瓦特的收报机，如获至宝。同时，还俘获了几个无线电报务员。不过，缴获的收报机却是坏的。所幸，紧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谭道源五十二师一个旅时，又缴得一台十五瓦特收报机和发报机。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有两人愿加入红军。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者），在宁都小布附近的一座祠堂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报务员——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技术人员。这两名报务员，一个叫王诤（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他成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另一个叫刘寅。没几天，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便宣告成立，台长为王诤，政委为冯文彬（在“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王诤、刘寅为教师，办起了报务员训练班。十二名小青年，成了这个训练班的第一批学员。学员之中有胡立教（“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这个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耳朵”。此刻，在东固，红军电台昼夜一直有人值班，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红军居然也在接收着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在监听中，要算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报讯号最为“嘹亮”，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而公秉藩师部用的是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红军对公秉藩师部的收发报机垂涎三尺，盘算着如何完好无损地弄到手——因为那台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是无法发送远距离电报的。

红军主力三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二十五天，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通。正在这节骨眼上，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那是公秉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和朱德忙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五月十六日清早，前方侦察部队向公秉藩汇报，说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得和水一样”。公秉藩又提及那位红军排长，说此人所说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迎着朝阳，公秉藩率师向东固前进了。山间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前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 上午十时许，公秉藩师已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这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SOS”求救呼号声，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下午三时，战斗结束。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全军覆没，四十七师五旅也被歼灭。这一仗，红军共歼蒋军一万多人！

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当时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花边”（即银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一块大洋。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一会儿补发一块大洋给他。他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花边’足够用”，赶紧逃脱，溜之大吉。至于红军垂涎已久的公秉藩那部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另外，还缴获了六部十五瓦特收发报机。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