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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参加过街垒战。一九一九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一九二四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那是一幢五角星状的大楼，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的工作，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此度过十八个月后，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五千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

一九二九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的一九三二年春，他毕业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1

李德的到来，使“独立房子”变得热闹起来。这座“三居室”的“独立房子”正中的客堂间，成了会议室。李德到来不久，博古便通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在“独立房子”开会，跟李德见面。接到通知后，项英、刘伯承从偏东方向乌石垅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沿田埂走过来，毛泽东从东北方向元太屋的中央政府机关走出来，博古、张闻天、凯丰则从正南方向下肖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走过来。不到五分钟，他们就都到了“独立房子”。

博古和张闻天事先提醒过李德，跟毛泽东见面时，如果有谁提及“罗明路线”，要尽量回避，据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他同罗明“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于是，李德便“把博古的劝告牢牢记在心上”。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在一九三二年被弹片打成重伤（应为一九三三年春——引者注），住在野战医院

会议由项英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移驻瑞金沙洲坝，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在前方时，其主席职务，由项英同志代理”（《关于中革军委移驻瑞金的通令》，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据李德回忆，“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就这样，李德跟毛泽东结识了。毛泽东不懂外语，由博古充当翻译。在场的人当中，除了毛泽东和项英之外，其余的人差不多都能用俄语跟李德交谈。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