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部分(第1/4 页)

，其实透露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要在瑞金长期“扎”下去！在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之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城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路线，强调：“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潜台词，便是反对毛泽东。

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人，毛泽东居末位。当时的排名次序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即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

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博古为负总责。李云龙在一九八七年第五期《中央档案馆丛刊》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何时设立的》一文，指出只有博、张、周在中共“七大”所填的简历表上写有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笔者向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费侃如请教，据告，项英是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尚待进一步查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另外，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自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不再称“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至此亦正式撤销。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2

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结束。四天后——一月二十二日，那“中央大礼堂”里人声鼎沸，上千人蜂拥而入。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那里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六百九十三人，候补代表八十三人，还有众多的人参加旁听。

开幕那天清早六时，沙洲坝忽地响起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却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因为早就贴了布告，说明那是为了庆贺“二苏大会”而放的礼炮——虽说只是几门土炮而已。沙洲坝鹅公岽脚下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阅兵式上最神气的是红军大学的学员，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八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这时，何长工一声嘹亮的“向右看”，学员们的头全都向右扭去，目光投向检阅台上的首长们。直至此时，博古才发觉检阅台建造时选错了地方，不应“向右看”，应该“向左看”才对！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也很威武，头上戴着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那些钢盔，全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时就结束了，避开了国民党飞机的“铁蛋”。“中央大礼堂”大门口正上方，贴上了一排黄色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那字是黄亚光写的。黄亚光是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来到厦门，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得一手好字，为毛泽东刻印过文件。此时他在文书科工作，布置会场就由他负责。

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汽灯，显得颇有气派。主席台上贴着马克思、列宁黑色石印像和镰刀斧头旗。台上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算是讲台。每位代表都领到两本油印的小册子，是用当地毛边纸印的，封面上画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那是毛泽东的新著《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是由文书科丁良相刻蜡纸，贺子珍也帮助刻印了一些。所谓“乡苏”，即乡苏维埃。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才溪乡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乡，毛泽东把这两个乡树为“模范乡”。毛泽东曾到这两个乡，摆开八仙桌，请来各色人等，一边用粗饭碗喝茶水，一边口问手记，作调查研究，写出这两份调查报告。“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先是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