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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本来，王明通过无线电报“遥控”瑞金，这下子鞭长莫及了！李德对此事极为遗憾，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指与粤军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引者注）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李德所说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由此，王明无法再对中共中央发号施令，只能在莫斯科干着急。由此，博古、李德无法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王明）这张王牌来压服毛泽东。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由此，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一系列的会议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举行。由此，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地批判博古、李德，得以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削除军权。由此，中国共产党可以不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张闻天接替了博古。

张闻天从“鸡鸣三省”的那个小村子起，实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并没有这样的称谓。这是因为自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便不设总书记。博古的实际职务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接替他，因此也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这在当时陈云的手稿中，就已写得很明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此后，张闻天还曾公开发表启事，否认他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之称。那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武汉《新华日报》在第一版所载《张闻天（洛甫）启事》：广州《救亡日报》三月二十七日载有署名洛基者所写的所谓“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洛基君指此稿为他在二月十二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本人特郑重声明：

（一）该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因此，本人对该谈话不负任何责任。

（二）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也就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在进行常委分工时，开始授予毛泽东以军权。陈云手稿中写及：“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毛泽东可以着手过问军事，虽说还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博古呢？他在失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职后，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职务。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起，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走马上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二月五日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至扎西镇，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二月六日开至二月八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史称“扎西会议”。扎西是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从一九三六年起，那里设立威信县，县政府设在扎西镇。威信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可谓“鸡鸣三省”之县。二月八日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通过。正因为这样，决议的标题之下，醒目地标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只是由于最初找到的那个油印本，上面少了一横，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造成莫大的历史的误会，使历史学家们徒费了许多脑筋。

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才算最后完成。作为遵义会议的精髓的，是遵义会议决议。研究这份决议的三种不同的“归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它被收入《六大以来》一书（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被收入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成了毛泽东著作，那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的核心思想是毛泽东的。

它又被收入一九九○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文集》，成了张闻天著作，这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是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这三种不同的“归宿”，综合起来，倒是说出了一个意思：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