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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1日，近卫内阁向日本国民发表的政府声明称，很显然“支那方面”有计划地发动了武装抗日，因此，才下令向华北派兵。“但是，维持东亚和平一直是帝国的愿望，所以，为了不扩大冲突局面，政府今后也不放弃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国内的报道，强调了近卫内阁希望将战斗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区，毫无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的主张。这时，昭和天皇在处理内部分裂、有着严重缺陷的军部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但是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尽快结束。

就在与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小摩擦不断发生之际，一场全面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裕仁对苏联介入的担心在减少，对内阁——外务大臣广田、陆军大臣杉山、海军大臣米内和财政大臣贺屋兴宣⑦——公开表明观点，反对将事件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区感到满意。

两个星期后，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派出的3个师团汇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广安门，发生了几次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冲突。这时，裕仁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国家令，指示驻中国部队司令官“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并且“命你们负责同地区主要区域的治安。”

第三部分：圣战支那事变

日本军的总攻击经过天皇的批准，严格遵从了东京发出的命令。只经过两天的战斗，日本军就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在这两个城市里，英国和法国都有范围很小的租界。⑨通过将驻中国部队的任务由保护日本居民变为占领中国领土，裕仁推动了事件的扩大，在华北导致了新事态。

7月29—30日，新发生的事件，正好为日本以“惩戒中国暴行”名义重新推行的侵略政策提供了借口。位于北京东部的通州，是一个有城墙的小城市，处于跟日本合作的殷汝耕及其中国人保安队（经日本训练）的控制下。7月29—30日，保安队发动起义，趁日本驻军主力开往京津地区，攻击了没有防御的日本人居留地。起义激发了对日本占领者不可遏制的愤怒情绪。在学生和工人的支持下，中国部队杀死了18名日本兵，9名情报机关将校和385名城里的日本人，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23名朝鲜居民。

在日本，通州大屠杀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好战情绪。日本报纸称其为“第二个尼港事件”，（1920年2—5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驻守黑龙江尼港的日本守备队和居民被俄国人全歼——译者注）却不提日本人对北方的侵略是从非军事区开始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在那里加工海洛因和鸦片然后走私到华北各省。报纸没有准确报道中国人暴行的真相。⑩木户对报道的消息感到非常愤怒，想必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8月2日，高松亲王与天皇讨论了通州事件，他提请天皇注意陆军中不扩大派的观点并不代表整个陆军。高松宫在日记中的以下记述，也许同样告诉了他的哥哥：“现在陆军内，这次对支那，要打得让它10年也站不起来的意见重又强硬起来，所以，有必要搞清楚这一点。”

如此看这个事件，很难说日本政府是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对北京—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裕仁积极的支持。裕仁中止度假返回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报告。正如历史学家藤原彰所指出的那样：“（近卫）政府真正想进行战争的意识在先，所以派遣了军队并扩大了冲突”，而裕仁完全支持了它。

此时，蒋介石决定放弃北方，将战场移至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下游地区。这样有可能把外国势力扯进来，保卫它们在中国最大、最国际化城市里的本国居民。在上海，有日本人近2�2万，还有大约6000名欧洲人和近4000名美国人。他们中大部分都住在由外国控制的国际租界区。8月13日上海战役开始。第二天中国空军飞机参战，攻击了地面上的日本军队和海军的飞机，轰炸了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很快，海军大臣米内领导的海军省几乎立即变成了包括占领南京的扩大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