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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旁。在最初停车的地方，身穿黑色衣服的战争遗孤跪坐着等候他的到来：

站在他们身旁的是几位母亲，她们的脸上布满疤痕，怀里抱着的孩子程度不同都处于伤残状态。在照相机发出快门声并转动方向拍摄时，人群变得越来越兴奋，天皇手拿着帽子，倾听着这群人简短地诉说自己的经历。他低声说着“啊，是吗”，看起来似乎是在对着一个伸向他的麦克风说话。然后他嘴唇颤抖，简短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他的车中。就在此时，人群变得疯狂。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眼睛发光，除去了脸上漫无表情的面具。在裕仁走回车子前，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遭到群众的推挤和踩踏。没有人触摸到天皇，但是许多人似乎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继续驶向下一站，在临时开辟的广场上，市长、市府官员和相当于城市现有人口1/4的5万名群众，正等待欢迎他的到来在这里又看到了动情哭泣的人们天皇登上讲台摄影师再一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拍摄。天皇（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宣读了一段简短的讲话在市政大厅，他爬到了屋顶上，市长拿着地图等在那里，向他展示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天皇准备的一副小型双筒望远镜放在一块紫色的绢帕上，但是他没有碰它。那一天，他第一次明显地被不安的情绪所压倒，看起来似乎想尽快离开那里。

此时，ＧＨＱ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国内外批判以及来自ＧＨＱ内部的批判，开始重新评价天皇的巡幸。民政局的保罗·Ｊ·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的中国地区巡幸。1947年12月16日的肯特第一份报告记录了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他继续记述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他坚持认为天皇“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天皇的视察更像是“政治宣传式的巡视”，其目的主要是在追踪他的巡幸中，将他每天都置于公众的视线当中。最糟糕的是，巡幸没有使君主制民主化，而是增强了“传统天皇制的权力和影响”。

肯特没敢因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而批判裕仁本人，但他是这样描述天皇的：

神经质到了似乎身体有残疾的地步；他的姿势和动作笨拙而且不协调。他在讲话和行动之前总是很犹豫。如果不是过分的自我意识，那么肯定是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他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当对孩子们讲话，或者万岁的呼声非常大的时候，他也微笑过几次。他的衣着甚至也很糟糕。

最后，肯特将造成天皇局促不安的原因归咎于宫内官员的态度。他还举出了两件让他特别恼火的事情，认为责任也在他们身上。一件是天皇在袭击珍珠港6周年纪念日巡幸广岛。另一件是12月11日，巡幸中国地区最后一天发生的“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悬挂太阳旗”。

ＧＨＱ迅速采取了行动。1948年1月12日，ＧＨＱ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ＧＨＱ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非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ＧＨＱ还注意到关于暗杀天皇的谣传，其中涉及到对新颁布的外国人登录法不满的所谓朝鲜共产主义者。其实，没有明说的更深的担忧还在于，巡幸非但没有消除天皇已经放弃的神格的所有痕迹，使全体日本民众从臣民意识中解放出来，反而在事实上促进了旧的偶像崇拜。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巡幸活动

1948年元旦，裕仁接受了聚集在皇宫广场的数万名群众的问候。1月中旬，他在皇宫举行了大众性的“皇室新年诗歌朗诵会”（歌会始）。这个活动从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开始举办，伴随着每一次民主主义浪潮的冲击而逐渐向臣下开放，最后向全体国民敞开了门户。参加者按照命题创作和歌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