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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了上去，粗重的皮鞋下溅起血水。一把亮晃晃的刺刀划破了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小小的大刀匪！死啦死啦的！”接着，兽兵将六七百栋房子泼上汽油全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在四周拉上了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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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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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沈阳太原1950——1956

孙明斋的脑子里燃烧着家乡山东海阳县的熊熊大火。日军举着火把、端着刺刀横冲直撞；他家的房子在烟火中倒塌了；一只狼狗把他舅舅扑倒在地，咬断了他的气管，又撕碎了尸体；邻里一位抗日战士的母亲被刺刀捅死，心脏被兽兵挖出来吃掉他站在这人间地狱的边缘，眼中满含仇恨的泪水，双拳越攥越紧，一扭身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武装队伍。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要完成好任务！”声音仿佛很遥远。孙明斋点点头。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把他送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返回的路上，他努力回忆着汪部长的话。汪部长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有一批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将移交我国。中央决定成立抚顺战犯管理所，部里派你去担任所长。想着想着，熊熊大火又在脑子里燃烧起来。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哈巴罗夫斯克俘虏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战犯来到一个四周都是农田的小火车站，登上了用运粮货车改装的囚车。火车开动了，战犯们都拥到了两个带铁栏杆的小窗前。火车是在向西开。原来不是遣返回国，而是被解往中国。像土耳其蒸汽浴室一样闷热的车箱里汗水汹涌。

火车穿过一个短短的隧洞，驶入中国的边防小镇绥芬河车站。车站一旁的小山上有一片茂密的小橡树林，寂静中传来蝈蝈的鸣叫声。战犯在这里换乘了中国的旅客列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这里转车，被押解回国。四天后的傍晚，列车在旧抚顺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停了下来。

战犯们走过一扇巨大的铁门，进入一个四周围着5米高墙的院子。大村忍在跨进大门时，目光正巧与孙明斋相遇合。他连忙垂下了脑袋。他原是这座前伪满监狱的典狱长，熟悉这里的牢房、刑讯室、绞刑室和杀人场。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里外各三层，叫做“镇静室”，当年那些顽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关在里面，连坐都坐不起来，活活地被闷死、饿死、折磨死。阴飕飕的一股凉气顺着大村忍的脊椎骨直灌到脚跟。头戴战斗帽、佩带着中将军衔的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噘起仁丹胡朝大村忍轻蔑地嗤了一鼻，昂着挺胸地超了过去。

大村忍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过了全面整修：新建了礼堂、医院、澡堂等娱乐、卫生场所，监房中都安装了暖气等生活设施。所方给战犯发了新衣裤，还发给他们已经有几年没有使用过的牙刷。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传统和方式，对战犯开始了繁重的改造工作。

也许是粉刷工人的疏忽，监房的墙壁上残留着中国人用血写的遗书和口号，还有一幅笔迹粗硬的画：一个怒目圆睁的抗日战士高举大刀向惊恐的小鬼子砍去。有的战犯在院子里捡到了报纸，《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等标题燃烧着仇恨与怒火。绝望的情绪像寒冷的季节一样袭击着战犯们的灵肉。暖气锅炉房在他们的眼中成了焚尸房，医务所成了细菌实验室。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生病时，疑心病号饭是杀头前的“送命宴”，盯着碗里的鱼，抹着眼泪自哀自叹道：“败战之将不如兵，盘中之鱼随便夹呀！”

胆小的像风前的烛火在颤抖。禀有武士道精神的战犯开始用各种形式进行对抗：他们故意多打饭菜倒进厕所，把所谓粗劣的饭食保留下来，说是要向联合国控告；向他们广播时事，他们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绝收听，发的报纸也不看；他们照例向皇宫“遥拜”，吃饭前为天皇祈祷；有一次搞空防演习，有的战犯欣喜若狂，幻想着美国飞机来搭救他们；他们还大声唱起渲叙军国主义精神的歌曲，看管人员进行约束，他们就用日语谩骂看管人员。藤田茂的部下被关押的最多，他在战犯中有相当的号召力。他恶狠狠地叫嚷：“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关押我们是违反国际法的！”他的喽罗们便跟着闹事。

一天早上，日军特务科长岛村三郎扶着走廊的铁栏杆唱道：“看哪，南海连接着自由的天空”

看守长詹华忠走过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什么？大家现在正在学习。”

岛村三岛粗声粗气地顶撞道：“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