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1/4 页)

汉政府迭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党”，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二十五师参加暴动。不料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正在向南昌开进途中。与张发奎等相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张发奎和朱晖日狼狈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大发雷霆，指责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决定陈述利害，力阻不追。

他沉着冷静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番道理：“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革命义旗，目前正是时机。原来盘踞在广州的陈铭枢虽与李济深对立，但他的部队如今已退回潮汕，广东仍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回广东相助，此时我军便可打起援师义旗，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而我等仍无立足之地，对革命何益？”

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自知靠尚存的一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公开表示放弃尾追贺、叶的计划。

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直到8月5日，才电告武汉政府，谓“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后来张的“追兵”，与起义军又“嗣忽分途”，改向南雄，出现一种奇妙的“追而又舍”的局面。其实，这正是叶剑英向张献计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进通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当时革命武装中有一支由武汉中央军校改名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有一百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三个营，炮、工、辎重、警卫各一连，以及一个女生队。军校女生大队三百多名同学在改编时，被迫遣散，但是有三十几个人坚持不走，被编入教导团。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中国国民党部领导，而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

南昌起义后的8月4日，教导团师生乘船队抵达九江。此时，团长谢婴白不想兼该团团长，叶剑英便“毛遂自荐”，请示张发奎，后来正式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

不久，叶剑英率教导团随四军进抵南昌。

8月中旬，第四军冒暑南进。

叶剑英又率领教导团沿着赣江到珠江的路线，开始了千里跋涉。

这支队伍出发前，由于叶剑英亲手制定了规章制度，一路之上，井然有序，纪律严明。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学员们总是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与民为善，受到群众爱戴。

教导团经过吉安、万安小驻，于9月中旬，到达赣州，进行休整。

蒋介石叛变革命（5）

这时，叶剑英一度因公离开赣州。就在此期间，教导团中的“工农革命同志会”因研究讨论“南昌起义的意义”问题，被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告密，再次被缴械。

叶剑英回来后，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出面交涉，向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看法：教导团已几经整肃，是可靠的，决无暴动之举。此次事件纯属坏分子诬告，这是有预谋的，妄图搞垮教导团，如果轻信谣言，同意收缴教导团的枪支，岂不分裂四军，危害革命，中了坏人的奸计？黄琪翔听了叶剑英的话，又将枪支发还教导团，但每支枪只配给五发子弹。

教导团告别赣州，向西南方向挺进。

不久，进驻广东南雄。这里土匪成窝。叶剑英又抓紧政治整训和军事操练，提高全团的战斗力。

当全团还在南雄休整操练时，传来了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