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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这些鸦片运往广州以西尤其是广州以北的内地，但后来改由洋商洽海路从广州运往广州东北的内地。

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如此猖撅的鸦片走私生意，竟然采取了装聋作哑甚至暗中推波助澜的政策。早在1729　年清政府就下旨禁止买卖、吸食鸦片，1796年又下令禁止国内生产和进日鸦片，并于1800年后一再重申这些禁令。但随着鸦片生意日趋繁荣，政府干脆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鸦片贩子钱可通神，所以鸦片亦成为当时官场腐败的又一根源。官员们一来贪图厚利，二来又惧怕会惹恼在幕后操纵鸦片生意的黑社会中人，尽管上面三令互申地禁烟，下面却睁只眼闭只眼，或将一部分贿赂转而孝敬＿［司乃至朝廷。当政府高层而对曝光、讹许和物议而信誉扫地时，他们感到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不再受理走私鸦片的案件1821　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命令珠江下游的接货船离汗广州，于是外商开始转向广州东北的泉州等地寻找市场，这种“沿海贸易”比在广东三角洲时还要猖撅，很快在18　世纪30　年代就赶上几了广州鸦片生意的规模。

鸦片生意受到中英两国的一致看好，不但英国的商业扩张依赖于鸦片生意，而且随着中国吸食鸦片人数的增加，在中国还形成了势力强大的走私组织，这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一个多世纪以来，清廷例行从广州的贸易中提取利润以补贴国用，但鸦片生意却只是养肥了私人、巩固了“广东的商业利益户’。与之相类似，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所获取的商业利润也增强了英国向中国进行长期商业扩张的野心；换言之，鸦片生意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的在华利益。

但不幸的是，英国此时又因行会商人财力不足而受到打击。当时行会商人中最著名的首领为怡和商行的伍浩官（伍绍荣），其人靠做生意（他甚至通过北美波士顿旗昌洋行的朋友投资海外）而发了大财。不过，伍浩官只是一个例外。大部分行会商人往往缺少资本，并饱受官府的敲诈勒索，因而不得不向东印度公司举债，后者则往往追加资本以买断下一季度的茶叶、丝绸生意。不过，当时并无追查债务的法律机构，所以行会商人债台渐高，但公司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官府随意逮捕、拷打人犯亦卜分反感，而由于中英两国对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看法不同，两者的法制传统也因此而大相径庭。出于这个原因，在广州的英国人于1784　年以后拒绝由中国的法律来审判英国的杀人犯，美国人于1821　年亦如法炮制。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等于治外法权，但中国方面对此一汽没有明确表态。

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

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于1834　年成功地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在华贸易的垄断，井派遣一名政府贸易督办到广东代理海外商业事项。这时爆发了危机。这位苏格兰籍的督办纳皮尔勋爵，毫无外交经验，对亚洲事务一也不熟悉：他仓促受命，在几乎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却要完成一件儿乎不可能的任务：建立中英两国间的平等关系，并就此结束以往的朝贡制度。清朝的地方官们白然拒绝了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很快他们就中止了中英两国的贸易往来，这正是他们压制外商的惯用手法、于是纳皮尔便散发中文揭帖谴责中国官员无视两国间的商业往来和商业利益。对此满清官员则切断了英方的所有供给而报以颜色。二．纳皮尔勋爵的两艘战舰冲出珠江主航道口，与岸上的清军进行了交火。这时清朝皇帝下令英军归降，否则即用武力将他们驱逐出境、

行会商人和英方的自山贸易者同时呼吁双方让步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几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对峙局势、纳皮尔辞职寓居澳门后一于1834　年10　月因病在当地去世，他的继任者在此后的4　年中推行绥靖政策，但此时英国内部关于对华政策却产生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以查甸？　仃弟巨公司为首的大多数英商均要求英国海军为纳皮尔勋爵所受的侮辱而惩罚中国，并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丹特公司为首的对立一方则希望以商业利益为重，主张息事宁人。广东的官员则要求英国政府委派一名官员以负责英国的在华贸易事务。

这样，广州的商业体制到1836　年便土崩瓦解了中外贸易不再局限与广州一地，“公行”又中外贸易尤其是鸦片生意的垄断也被打破了　，行会商人时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垄断也被众多相互竞争的私营者所取代，而拒绝听命于行会商人的英国督办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商人的管理。中英贸易成交额增加了，但其中的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