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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抵悟的案例集成。在使用时，司法者往往不能一以贯之地征用某一条前代律例来裁定类似案件，而遇到新的案件时往往又无例可征。这种针对具体案例的法律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加之在中国社会中法律既不古首要地位，也不普遍地为人们所关注，造成了司法机关执法职能的不良发育。在这种情况下，要讨论法律哲学和法律用语的整个体系与法律职业本身也就毫无可能了。尽管沈家本删减了“例”的数目，但重建律制却无能为力。财政体制的改革更为艰难，这不只是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将会威胁到大量的“饭碗”（个人收入），更是由于承袭沿用已久的财政制度至此已演化得形同虚设，很难找到改革的切入口。全国范围内的赋税状况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征收赋税既无预算，征收部门也毋须向任何上级通报并向其负责。地方上的征税机构和它们的顶头上司各省政府一样，仍然需要依靠就地征敛“衣食租税”以供给日常开支。除此之外，官方征得的赋税指标并不是集中纳人一个“公共金库”；相反，它们按照各种名目分门别类并依照不同数额、从数不清的固定渠道聚敛得来，紧接着又被分配到为数巨大的专门用途中去。从一个省份聚敛得来的赋税收入被分割成零星小块以填充省内外的各项用度。当时全国的18　个省中，有13　个省份定期上缴一定数额的赋税所得，以供应其他省份的特殊用途。譬如，每年花在护卫京师的八旗兵身上的700　万两白银即从国内52　种不同渠道中聚敛得来。这种“专款专用”的赋税征用方式将国家岁人直接分配到难以计数的利益集团上去，而这一切主要是用于供养官僚机构和维持武备。最后，即便是在北京也没有一个单独的财政总署。1　卯5　年的国家岁人如看账面，折合成美元总数约在7　（　X　旧万元左右。这个数目对于这样一个涣涣大国而言显然小得不成比例。然而，新的商务税收关税、厘金已被搁置在一边用于支付对外战争赔款，而传统的土地税配额依旧未作任何改变。1　叹巧年户部重组，但清廷依然没有取得对财政的中央控制权。而其他各部却一如既往地征收和扩大它们的传统赋税项目，有的甚至还自设银行，如19　（　）　7　年成立的交通银行即是一例。

一项旨在设立全国性预算体系的新措施，随着1　叩8　年推行的全国赋税核查和19ro　年开始的财政预算的编订拉开了帷幕。另外一项举措使中央与各省政府的赋税收入与各项开支从地方赋税与开支中分离出来。预算估测的结果是总赋税收入2　。　97　亿两白银，总支出为，中央与各省份3　。　38　亿两，各地方3700　万两，这预告了一个可观的赤字规模：7800　万两。不幸的是，规划和制定预算、收集统计数据以及确定税率都是在中央各部和各省份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进行的，各省份并不隶属于六部中的任何一部，却被要求向这一部或那一部提供赋税收人。这种根本上缺乏集中规划控制的状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风俗、政治价值和社会结构中。很明显，清政府作为一个虚有其表的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处在被动地位，苟延残喘至此，要想变成一部近代化国家机器，能采取的措施只有大力扩张它的各项政府职能，坚持中央集权的办法。这对于一个处于民族主义蓬勃发展时代的外族王朝而言，不舍为天方夜谭。

立宪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

1905　年立宪君主制下的日本击败了沙皇独裁君主制下的俄国，立宪君主制似乎已经证明自身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联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基础。甚至俄国此时也在走向议会政体。人们希望，立宪君主制能在中国使处在勃兴期的地方利益集团获得真正分享国家政权的机会，并以此吸引这些利益集团为国家效力。在1　吠场年和19n　年之间，北京政府积极奉行一项双管齐下的计划，力图将政府建设近代化国家的计划和推行立宪君主制的努力合二为一。但是这种变化反而加速了中央政府内部的倾轧以及中央政府与各省份之间的权力之争。在京师，满洲王公成功地维持了、甚至扩大了他们对枢机要位的把持，但真正根本上的改革却没有得到施行。这一亲满排汉的色调使北京成为到处洋溢着民族主义激情的国内各省人民的矛头所向。

新兴的民族主义导致了1905　年近代中国首次联合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是针对美国对中国人的歧视待遇、特别是完全排斥中国劳工的事件而发起的。在这场联合抵制运动巾，依旧例由当地商会发起停业抗议，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大多数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和广州两埠。沪、粤两地的学生加人了商人的行列，共同举行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