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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愿望只实现了一半：9年后，她看到立在神龛上的是阿尔方索的画像，摆在了她女儿莉奥诺拉画像的旁边。在那个时候，她早已经改变了她对新郎的看法。现在的阿尔方索似乎是“一个10～15年来操纵着世界运转的男子汉，他已经完全厌倦了那种花天酒地般的生活，他不会尊重，也不会爱他的妻子，而是要求妻子全身心地去服侍他，像奴仆一样地去服侍他”。然而，她的结论是，这样可能“更好——一个已经没有了激情的男人，感觉上已经没有任何好奇，也没有任何深沉，应该更会是一位安全的丈夫，而妻子更有可能在履行她做妻子责任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她醒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会很痛苦，但这种痛苦不会持久”。无论如何，她的女儿“攀上了世界上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应该不会想要从自己梦寐以求的罗氏朝廷走下来，而去当一个卑微的普通人的妻子”。她的这种担心从这对小夫妻草草了事的蜜月中得到了证明，这个事情还引起了媒体的负面评论。这番感慨毫无疑问基于夏洛特自己的经历，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婚姻安排的根本特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0）

以“父母之命”作为决定性因素这样一种原则当然还是不应该太过分。夏洛特没有能为她的另一个女儿留住阿尔方索的兄弟一事表明，父母在孩子们的配偶选择方面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安瑟尔姆的女儿朱莉也拒绝了她的堂兄威廉·卡尔的求婚，以及那些亲缘关系更远一点的亲戚，比如纳撒尼尔·蒙蒂菲奥里的求婚。另一方面，她最终“选择”的阿道夫又完全是由他的父亲以及未来岳父所主导，他们花费了数月来起草这份婚姻契约；尽管这其中的谈判主要涉及单列给新娘的资产数目，以便给她某种方式的财务独立，但这不应该被错误地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女权至上倾向。因此，纳特和他的妻子希望在安瑟尔姆的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与威廉·卡尔结婚的时候，为汉娜·玛尔德购买1万英镑的公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自己女儿的这种折磨也不是没有节制，当老阿姆斯洛在妻子去世后不久即宣布他想与自己的孙侄女、人见人爱的朱莉（当时还不到20岁）再婚时，这种情况就显而易见了。家族里的其他人在医生们的支持下团结一致，反对他的这个图谋。不过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楚的是，他们的这种反对态度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担心他的健康，又有多少是考虑到这件事中这位年轻女士的幸福，比如詹姆斯所担心的就是，如果对阿姆斯洛所提要求的拒绝太生硬，他有可能会从公司里退出他的资金，并娶一个外人。

守旧与改良

正如夏洛特所强调的，近亲婚配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家族的政策仍然是儿子和女儿不得和信仰不同的人通婚（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远远高于他们的教友，但还是不能与家族以外的人通婚）。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期间对其教会所做奉献的程度不应该被低估：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远胜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时的情况，这也是1848年后那段时间内家族和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詹姆斯仍然是最不遵守清规戒律的人。“我衷心希望你们都能度过一个没有一丝遗憾的安息日。”他在1847年给他的侄子和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你们过得愉快，而且打猎能够满载而归。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吗？这可是深爱着你们的叔叔和我的殷切希望。”这样一封信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他根本不认为在安息日坐到他的办公桌前有什么不妥。他和卡尔在出席犹太聚会时总是会有一些惹人侧目的古怪举止（而他们的妻子则都能中规中矩）。

然而，詹姆斯一直不遗余力地坚守着家族的犹太传统，与他在汉娜·梅耶叛教那些日子里的表现别无二致。尽管他几乎忘掉了1850年的逾越节那天，他非常不情愿地取消了到伦敦的商务旅行，以便研读《哈加达》载有故事《出埃及记》和逾越节家宴仪式的书，在逾越节家宴时阅读。——译者注。1860年，他收到法兰克福拉比利奥波德·斯坦的新作时很是高兴（尽管他捐助的规模没有记录下来）。他的妻子贝蒂与丈夫一样以一种世俗的心态待人接物，但她同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认为遵守教规就算不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当她听说她的儿子阿尔方索参加了纽约的犹太聚会后，她宣称自己“（高兴得）好像跳到了月亮上面”，并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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