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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而是他们的一位名叫摩西·蒙蒂菲奥里的女婿，被授予了骑士称号并被封为男爵，因此，正如詹姆斯所说，“提升了犹太人在英国地位”的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伊萨克·莱恩·戈尔德施密特领导的犹太人争取公民权利及基本人权协会。

然而在1840年的大马士革事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有关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首开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应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改善欧洲大陆那些对犹太人不很宽容的国家的犹太人地位的先河。在1842年，詹姆斯去拜见基佐时“对波兰犹太人的情况表示关切”，而安瑟尔姆正在协调各种媒体反对当时普鲁士提出的新的反犹太人规定。在1844年，由尼古拉一世提出的进一步减少犹太人聚居区的“令人作呕”的措施，以及将俄国的犹太人学校和社区直接置于政府控制的计划，促使列昂内尔在沙皇到访伦敦前频繁拜访阿伯丁爵士和皮尔。当蒙蒂菲奥里准备到俄罗斯去抗议政府对犹太人的不公平对待时，列昂内尔再次去拜见皮尔，请求为他去见内斯尔罗德伯爵写封介绍信。按照同样的脉络，我们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怎样利用1848～1849年的罗马政治危机，迫使教皇对梵蒂冈城里的犹太人做出了让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8）

就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以宗教刻板闻名的国家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了为争取犹太人权利而进行的最为著名的斗争，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期间英国犹太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看都是不平常的，按中欧的标准看，这说明那里的犹太人社区规模非常小。生活在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总人数在1828年的时候是27000人；32年后（经过几十年空前的全国性的人口高速增长后），犹太人的总数也只是40000人——大约占总人口的0�2％，其中半数生活在伦敦。在欧洲大陆，当时对待天主教的态度（特别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已有所改变，而对犹太人的敌视已经听不到了。但是在法律上，尽管大多已经形同虚设，但仍然存在各种权利方面的限制，包括禁止犹太人拥有地产和捐赠学校。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很多的公共机构里——其中最关键的是国会——都要求按基督教徒的方式起誓。废除这个誓言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在此期间政治活动的最主要目标。

在妻子汉娜的影响下，内森在1829～1830年《天主教解放法案》成功通过后，提出了犹太人的政治权利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托利党的彻底失望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因为很明显的是辉格党人更有可能支持犹太人获得相应的权利。这种政治调整在内森死后也一直在继续，其直接表现形式为罗伯特·格兰特在下院面对托利党人的强烈反对，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放法案。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重视的记录显示，纳特在1841年为那些当选为地区性政府议员的犹太人争取采用萨洛蒙当选伦敦金融城行政长官时使用的经过修改的誓词的运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只可惜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托利党人在参议院对这个议案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非常在意——对改善与这一方的关系没有任何作用。在保守党赢得1841年选举后的第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赫里斯就警告新上任的内政大臣亨利·古尔本，他可能得面对金融城里“犹太人和经纪人”的反对：

你应该时刻牢记，所谓的贵族对你的态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友善。琼斯·劳埃德、萨姆·格尼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人在金融城选举中的倾向，表明他们对保守党没有好感。但他们不会太感情用事，去为自己的利益设置障碍，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原谅否决了为犹太人当选下院议员扫清障碍的提案。那些资本市场的巨鳄比其他领域的任何人对财政手段的支持或是阻碍都更有力量，就算那些人的资本比他们的还大也无济于事。

一封来自于一名当时的积极分子的信证实了梅耶确实参与到了金融城里的选战，他组织人为自由党投票。很重要的一点是梅耶在1841年的时候被选为了布鲁克斯俱乐部的理事。一直到了1852年，他的弟弟安东尼也成为了一名理事。兄弟俩同时还是另外一家公开的政治改革俱乐部成员。同样的，在1852年的时候，阿尔方索成为了一家高级赛马俱乐部的会员，同时还是团结之家（CercledeI�Unian）的成员。

当皮尔要求威灵顿为支持他的政府擂鼓助威的时候，这位公爵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悲观。他警告皮尔：“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特别是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