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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11月转发的一封有关德国反犹太人主义的来自布雷希罗德的信函的时候，纳蒂告诉迪斯雷利：

毫无疑问，布雷希罗德本身就是引发犹太人迫害的原因之一，他那么频繁地为德国政府效力，以至于变得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忘了自己其实只是“一颗被用来探路的石子”。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处于饥饿状态的波兰籍俄国和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涌入。

犹太人同时还拥有半数的报纸，特别是那些反俄国立场的报纸我还听说冯·布雷希罗德夫人也相当令人讨厌，而且表现得很傲慢。

按照这些评论的意思，这些新的穷人在引发麻烦方面与那些“新贵”不分伯仲。

罗斯柴尔德对反犹太人主义的回应不只是（像杜鲁蒙特所指责的那样）要求警方提高戒备水平，并对他们的各处宅院设防，尽管发生了上面所说的暗杀企图之后，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无可厚非。对于怎样才是转移或者减少反犹太人情绪的最佳办法，家族内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观点。

早在梅耶·卡尔在世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经开始了慈善捐款，不仅是捐给他们所属的犹太人社区，还捐给非犹太人的“善心组织”，作为赢得社会承认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有些证据表明，第三代的有些成员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间有忽略这种传统的倾向。然而，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意识地开始恢复这种做法，尽管在英国对公共服务和金融捐助并重；而且在所有的情况下，在传统的关注健康和教育之外，出现了新的为穷人提供住房的计划。

我们已经看到了费迪南德是怎样在他的妻子伊夫琳娜去世后以她的名义建立了一所医院。他的小舅子纳蒂也是身兼至少3家医院的总裁，爱德华国王七世医疗基金的财务部长和英国红十字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还管理着在他的特灵土地上的，被他称为“两级健康服务”的计划。在法兰克福，梅耶·卡尔和路易丝在他们的长女科勒门汀去世后建立了科勒门汀共济女童医院，同时也为城里的公共浴室捐款。最终，他们未出嫁的女儿汉娜·路易丝管理了大量的公共基金，包括梅耶·卡尔·冯·罗斯柴尔德卡罗琳娜姆公共基金，一家专门的护牙医疗基金。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这些领域做了大量的慈善捐赠：建造了一所综合医院、一座孤儿院、一所盲人学校以及一所聋哑人学校。内森尼尔留下了巨额的财富，在都柏林和罗森胡格尔为神经衰弱的病患者建立了疗养院，而且他在雷城垴的宅院变身成为了一家医院。而在法国，阿道夫在一名日内瓦的外科医生成功地从一名患者的眼部取出了一块被射进去的金属片后，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眼科医院，而与此同时，亨利在马卡德特大街199号建立了一家诊所。教育也是捐助的重点之一（与在法兰克福为博爱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卡罗琳娜姆基金外，汉娜·路易丝还建立了卡尔·冯·罗斯柴尔德公共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后来占据了位于乌汶特门凯的罗斯柴尔德宅院）以及以宣传艺术为目的的安瑟尔姆·萨罗曼·冯·罗斯柴尔德基金。她的姐妹汉娜·马蒂尔德也是建立于1910年的新法兰克福大学的主要捐赠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3）

另外，当时的另一个特点是，提供廉价住房变成了罗斯柴尔德博爱的另一个目标。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城市化进程提速的情况，其中整个欧洲大陆几百万人离开乡村涌入城市找工作。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都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程度略有差异。尽管私人在住房上面的投资很大，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不注意到那些遍布欧洲“东区”的“贫民窟”的那种骇人的条件：房主人们都有把尽可能多的人塞进自己房子里的想法，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卫生条件（这最起码需要找到让建筑商和地产拥有人共同行动的方法）。罗斯柴尔德对此做出的一个反应，是通过他们自己作为地主的模范作用来建立一个样板。纳蒂、里奥和费迪南德也有意把他们在白金汉郡的地产变成现代家庭式社区的样板，为住户们提供改善后的居所、自来水、会所以及其他设施。但是这些私人福利方面的试验（与同时期那些很大的德国工业康采恩所采用的方法比较类似）在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土地的贫民区没有真正的可推广性。

解决城市问题的第一步由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74年迈出，当时成立了一家名为租房基金（后来的罗斯柴尔德救济基金）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