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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迪斯雷利的政府招架不住格莱德斯通对“贝肯斯菲尔德主义”（历史书上记录为米德罗锡安运动，这是在格莱德斯通被说服去竞选苏格兰国家席位之后所发动的）的猛烈攻击，而在1879～1880年间下台。纳蒂越来越像是穿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托利党人。就像他显然觉得很尴尬地告诉门提·克瑞的那样，有一次，他“正好在准备投票的环节走进议会，而且因为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提示，我发现我跟多数派的人投了同样的票，而这个议案是谴责政府的。我写信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尽管你知道，以后就算把我的双手砍掉我也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他在1879年3月做了些补偿，当时他警告迪斯雷利说，查尔斯·迪尔克打算推动一次谴责政府南非政策的自由党人投票，这个政策是在伊桑德尔瓦纳取得祖鲁胜利之后做出的，而且“很多保守党人将被禁止投票”。这类信息，用纳蒂的话说，是“通过在西区的俱乐部里以及在金融城里的各种谈话”收集得出的，用现在的眼光看显得有些琐碎，但他确实是这位维多利亚式的首相“倾听大家（指政治精英）心声”的唯一途径。到1879年12月，纳蒂拐弯抹角地通过把自由党领袖说成是“那个魔头格莱德斯通”来表达自己新的政治立场，这句话出现在他给迪斯雷利的新年祝词的结尾处，而且他还提出希望“他（格莱德斯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给您提供帮助”。费迪南德也附和了这种情绪，他这样告诉罗斯伯里：“我希望您的格莱德斯通大人深陷海底。”

在自由党人获得了1880年的选举胜利之后，艾尔弗雷德在他自己位于希莫尔区1号的宅子里给迪斯雷利提供了一套住房，而纳蒂仍然继续给他提供自由党内部纷争的最新消息——尽管有人怀疑他现在的目的更多的应该是让一位老人感到高兴，而不只是想煽动他进行有效的反击。当另一部以纽萨泰尔的形式来表现戏剧化的罗斯柴尔德的小说《恩底弥翁》发行的时候，纳蒂的赞誉显得很虚假（或许从中可以看出希东尼亚与阿德廉·纽萨泰尔的一个不同点正好是他自己与他父亲之间的差异）：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6）

在那些“圣乔治的大旗飘扬在拉瑟拉斯平原上”，而塞浦路斯是一片富饶的殖民地的日子里，“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上遭遇惨败的人”不会再像一位诗人或者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那样谈论您的作品，但是他们将像我一样一如既往地把您看成是一位伟大的英国政治家。

他宣称，这是“对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贡献”。这位风烛残年的作者继续与艾尔弗雷德——“这位世界上最好、最有爱心的东主”——住在一起，一直到1881年1月，当时他搬进了他用《恩底弥翁》的稿费购买的位于科赞大街19号的房子里；而且当他首次以及最后一次于1881年3月10日在那里宴客的时候，艾尔弗雷德都是到场的客人之一。当迪斯雷利4月19日凌晨去世时，轮到纳蒂去履行他的最后愿望，把他送到哈根登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而且他的葬礼“与她的一样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他们委婉地拒绝了格莱德斯通提出的公共葬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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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阿尔方索的话说，迪斯雷利曾经是“我们家族最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但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自由党那边争取过来，并不只是靠这份友谊。同等重要的是在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当中有的人非常激进——与具有非常明显保守倾向的辉格党人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在选举过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首次以一股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在白金汉郡的时候，在艾勒斯贝利及其周边已经建立起来的辉格党人的领导地位所形成的大环境非常不友好。卡林顿爵士提到他们的时候，很刻薄地说他们是“红海”，而艾克顿·丁达尔则大谈拒“割礼”于党门之外。在1865年，纳蒂以无可争议的选举结果回到他的席位，但是他与丁达尔的政见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对于教会费的废止问题）。然而，三年之后，似乎忽然之间变成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党内站对了路线。激进派联盟秘书长乔治·豪威尔有点死缠烂打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