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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反映资本家王和兴企图实行“定期20年”和取消“公方代表”，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严肃批判。编导为桑弧，演员有李守成、蒋天流、张雁、于飞、张辉等；《旧恨新仇》描写“右派分子”张东羲向党进攻，先进工作者赵玉山控诉张在解放前杀父的罪行。原著：刘沧浪，改编、导演：叶明，主要演员有冯、李明、束夷、郑敏、杨梦昶等人；《疾风劲草》讲述的是华东大学学生秦兆龙等利用整风运动向党进攻，共青团员杨文英与其坚决作斗争。编导为谢晋，参加拍摄有殷帷慧、杨在葆、焦晃、李家耀、齐衡、高博、程之等演员。这仅此一部的反“右”主题的影片，匆匆上场，应景形势；也是草草收场，无疾而终。

“大跃进”运动中特有的“艺术性纪录片”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国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浪潮。

同年的3月9日，文化部召开有1800余人参加的电影工作者“全面跃进大会”。5月1日，周恩来总理召集电影局及各制片厂负责人开会，指示迅速组织创作人员到“大跃进”的火热斗争中去深入生活，并提出要捕捉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以“艺术性纪录片”的形式尽快出片，以迅速反映新的形势下的跃进凯歌。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5月9日至19日，文化部电影局在长春召开了长影厂、北影厂和八一厂创作思想跃进会议，会议认为1957年摄制的许多影片暴露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提出要在电影战线开展“拔白旗”的运动。与此同时，上海也召开了相同内容的会议，对上海的电影作品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和批判。5月25日至31日，文化部召开“全国电影事业跃进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电影事业的跃进目标是“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年内均开始生产影片，以实际行动体现“电影跃进”。一时间，全国各地方电影制片厂遍地开花。

1958年6月，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水库上的歌声》，被评为将纪录片与故事片题材很好结合的“大跃进”中的“新典型”、“新样式”，受到大力提倡，以这部影片开始，随后这类影片被正式定名为“艺术性纪录片”，一时间蜂拥而起，泛滥成灾。当年9月，上影天马厂拍摄的《黄宝妹》完成并公映，被影界称之为“艺术性纪录片”的代表作。一时间，上影厂、八一厂、北影厂和后来居上的长影厂“四大厂”，纷纷竞拍起此类“艺术性纪录片”，形成了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全国影坛凯歌高奏的“主旋律”，占全国故事片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9年9月前后，被庆祝建国十周年的18部优秀献礼片和35部“新片展览月”所取代。

1958年11月1日至7日，国家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各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下达的专项任务，安排、制定了拍摄十周年大庆献礼片的具体计划。文化部部长周扬在会上对献礼片提出了“三好”（即“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严格要求。

1959年1月，文化部电影局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指出“大跃进”中存在着缺乏科学精神、发展比例失调、影片粗制滥造、管理制度混乱等问题。周恩来总理也在会上指出：“我们要的是‘纪录性艺术片’，而不是‘艺术性纪录片’”。

同年2月，中宣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批评“大跃进”中文艺工作存在的过热、浮夸和偏向等问题。文化部党组的检查指出，电影方面存在影片宣传“浮夸风”、电影事业发展中头脑发热等缺点。3月27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各地电影制片厂的建设方针的请示报告》，建议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各地新建故事片厂。4月2日至5日，根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4月23日，周总理在医院接见陈荒煤、张瑞芳、郑君里等电影界人士，在谈话中指出：“国庆献礼片不要贪多，要注意在人力、物力上留有余地，注意劳逸结合。”同时，他还提醒创作人员要“加强业余学习，提高艺术素质。”此外，周总理还特别强调：“只要年底以前生产的好片子，都应该算是献礼片。”5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7月11日至28日，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重点讨论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