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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陆小祥的悲剧理解为人道主义思想与不人道的社会政治的冲突还不至于大错的话，那么，我还要说，“我”的离弃丈夫、公婆、双亲而出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与庸俗寡谈人生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至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从而作出出走的决断，这不是某一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的解决。我们也不必讳言在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或新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这样的悲初；也不必把文学作品里写了这样时冲突和悲剧就上纲为为社会主义抹黑。陆小样的悲剧是容易理解的。他挺身而出要闯三十里长堤，在为迎战暴动的犯人而组织的敢死队里所表现的英勇豪气，揭露马盛利医生在震后见死不救时的血气方刚，为埋葬刘成德的父亲而慷慨地献出自己准备结婚用的大立柜，由于揭发了秦文忠而导致秦文忠被捕之后的心理的矛盾与自责··。

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协调的思想、品德、因素、举动，其核心是正直的做人，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谬误的排拒，是人道主义的处世思想；而这些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相抵触的，最终是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的。十年之后，“我”的出走，也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不过，这次的冲突同小祥与社会的冲突，性质是不同的。在作者的笔下，“我”的追求是相当源俄的。但可以看出，“我”时时把现在的丈夫与小祥放在一个感情的和世俗的天平上，把小祥的追求和哲学当作自己的追求与哲学，于是就对继平的庸俗（亦即社会的庸俗市侩倾向）产生了厌恶，从而使家庭生活出现了断裂。既使作为肉体的小祥已经在这个现实世界上不复存在了，但作为精神的小样却在她心灵中永存。不仅他的忠厚正直，他的勇敢热情，他的倔强粗野，他的羞涩局促，而且还有他的不因左的重压而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纯厚的情谊和了解，为人民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社会责任感，时刻都成为在“我”胸中涌动着的精神力量。但她在继平身上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宁可辞掉医生的职务而到中外合资的大饭店里做按摩师以获取更多的钱的委琐而庸俗的灵魂。也许她是一个心志太高而想入非非的女子，但她对市侩主义的鄙弃却是正在八十年代一部分青年中诞生的一种时代意民小说在这方面的畜药显得太少户未能充分揭示出“我”出走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不能不是一个减弱了作品的现实感的缺憾。

（死于青春）所采取的叙事方式，决定了作品基本上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序列而结构情节的写法，时不时插入一些叙述者的心灵的剖白。这种叙事方式使故事比较集中，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枝蔓和赘疣，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把叙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波澜公之于众，沟通了读者的感应的心弦。作者也注意克服这种叙事方式所带来的一些局限，在可能的场合和关节扩大自己的画面，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小说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受左的思想毒害较深的人物，如孔局长、肖科长。孔局长是左的思想和权位观念合二而＿的代表人机在他销＿头脑里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被历史的风云驱赶得荡然无存了。这种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市侩，但属于官僚市侩类型的人物。如果说这种人物还有什么独创性的话，那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判断与处理要以不损伤他的地位为前提，否则他会翻脸木认人。黄朝英的抗震模范就是典型的一例。陆小祥从群众中发现了黄朝英的先进事迹，得到了孔局长的首肯，他认为他的辖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使他脸面增光的先进典型。但当陆小样经过详细调查，终于发现黄朝英是个假典型，并大胆地予以否定时。孔局长却感到这样一来可能危及他的根本利益。宁可将钱就错，欺骗国人，以求个人仕途的平安。这还不算，从此而导致了陆小祥被关押审查的悲剧。这个人物在新时期文学中固然不是新的贡献，但在这部作品中出现，却是重要的、木可或缺的。肖科长作为一个艺术形氛并不能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氛他是作为陆小样、“我”和孔局长、洪场长之间的润滑油的角色而存在的。在考虑自己的升迁上，他与孔局长是有共同性的，但他还较为通达，木象孔局长那样阴险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洪场长是一个地方干部，具有实事求是、苦干实干、身先士卒、富有人情味等素质，他以一心为公而与孔局长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转弯抹角地进行着斡旋，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的“氏族”中的力量。（作者有如下一段叙述：“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