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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推断，不论总统那天上午得到了什么消息，都必然是某种正面的战争警告，这是合乎逻辑的。再者，消息一定十分明确，绝对可信，来源可靠，而且是通过完全秘密的渠道传给他的。关于也许能指出消息可能的来源和渠道的线索，可以从威廉·斯蒂芬森的叙述中找到，他是英国当时在美国的秘密情报网的负责人。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上校把已经放弃试图达成临时协议的消息告诉了他。斯蒂芬森便在第二天电告丘吉尔：“对日谈判己经停止。”还说：“各军预计在两周之内即有行动。”

罗斯福委托自己的儿子作他与斯蒂芬森之间的中人，丘吉尔称斯蒂芬森为“无畏者”。他是首相和总统之间交换绝密情报的沟通渠道，那些情报是不能用通常的渠道传递的。看来他经斯蒂芬森的手转来了答复，据说是因为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到弗吉尼亚州去了，这说明总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收到的不论何种战争警告，可以肯定都是来自丘吉尔的。“明确的证据”

从已经公布的记述，或者是迄今可以看到的首相文件中都没有迹象表明，他一定是提出警告的来源。只有丘吉尔自己的一个叙述，看来他在其中作了十分详尽的说明，甚至否认他前一晚发出的电报曾打算影响美国的决定。他还离开主题，否认英国人能及时得到有关日本人的最新情报，甚至就在他们用自己的“魔术”情报机器破译日本的外交信件的时候这样说，而且从英国的官方历史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在窃听日本帝国海军的作战密码方面，也比美国人更有成就。

十分有趣的是，丘吉尔费尽心机试图使自己远离美国作出的决定。当人们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对付日本的威慑战略何等密切相关，特别是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举行了大西洋宪章会议以后，好奇心导致了怀疑。而且如果你查阅了在公共档案局内的首相文件，疑心就会更重了。在卷宗PREM3（里面是丘吉尔最机密的战时情报简报）的第二五二册关于一九四一年日本局势的材料已经公开了，其中青一个使人好奇的短缺部分，有关十一月份全月发生的事件的第五分册都不在内，上面标有官方的最后定论，“保密七十五年”。

仍然封存在伦敦的这批文件是否隐瞒了首相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两周转给总统的有关战争警告的详细情况呢？根据这个新的证据，有关史汀生和官方对美国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如此突然引人注目地改变了对日政策的说法必然会引起疑问，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确有隐瞒。那天白宫的确收到了某种战争警告，这是金梅尔海军上将所深信不疑的。是否有人告诉过他这件事却不大清楚；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国海军举行调查会议期间，他的确曾设法肯定有过这种警告。七月二十九日那天斯塔克海军上将的证词纪录表明，这位前太平洋舰队司令作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查明人家不让他知道的具体情况”。

金梅尔在调查时间斯塔克：“你是否记得，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或者是在这天的前后，你曾收到过海军情报局的情报，说他们有明确的证据，日本打算向英美两国发动进攻战？”斯塔克拒绝回答，声称这是国家机密，军法官也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超出了直接调查的范围。法庭判定，此事系不得公开的情报，而意义重大的是，这件事既未得到证实，也不曾加以否认。

金梅尔海军上将第一个公开提出，十一月二十六日曾经收到过明确的战争警告，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个战争警告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史汀生“丢失了”的备忘录必然对一直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提出极大的怀疑，这种说法是以上海的调兵报告、赫尔因无视蒋介石的反对而于心不安，以及丘吉尔对临时协议的反应冷淡作为解释的，可是，在新的证据支持下，完全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警告采取什么形式，都一定被看作是进攻在即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除非情报是由接近日本内阁、宫廷或军事指挥部的可靠人士透露的——可以作这种设想，但是却不大有此可能，因为能作出开始敌对行动决定的御前会议是十二月一日才召开的——足以使伦敦和华盛顿的军事分析家们相信的唯一其他情况来源只能是作战计划本身的确切细节。

的确，看来这也是最有可能的来源，因为日本的陆军和海军的作战命令是十一月份第一周下达的。从使馆武官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计划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