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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中，或者在反对外族敌人的斗争中，汉族都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当然。从华夏族到中华民族，的确有民族之间的歧视问题。但从古到今，哪个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不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当然是错误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必然造成优越感。汉族人在几千年前就是文明民族，治世用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宣威以典章制度。文化科技，很多周边民族对汉文明都十分向慕。有的民族主动溶入汉族，更多民族向汉民族学习。

况且，汉族的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造成对与其他民族根本性的隔阂，相反，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是一种在今天看来都很开放的观念，对于真正以夷入夏者无不认同。而对于本族中嗜杀成性者同样贬斥。

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后盾，坦承地认同藏族、苗族、蒙古族、回族等都属中华民族，勇敢地接纳愿意接受先进理念、沐浴中华文明的他族民众，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共同缔造一个辉煌灿烂的伟大国家。便是朱永兴正在推行的民族政策。

而招募番骑，不过是早已在推行的民族融合的众多举措之一，也是对国家实力的信心进一步加强的外部显示。

虽然国家暂时还没有能力断然实施“改土归流”，但一些缓和的政策却悄然实施，比如土官的继承人必须在书院就读，比如在土府、州、县设立学校，比如在周边实施惠政以吸引土民。

而当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土官犯罪，则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如有土民向官府申请“改土归流”时，朝廷也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大明朝廷但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

“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准备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对各土司的处置，朝廷已有章法。同时，朝廷也不断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而且，这也是赵王白文选一直拥兵坐镇云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改土归流的榜样——那嵩，身为少数民族，却一跃而入内阁中枢；滇省磨乃土官龙吉兆和龙吉佐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获赏晋升。一为广南巡抚，一调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龙吉祥则依然领安南都统使一职，经营在南掌抢来的领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势，还是龙家为了后宫的龙儿添光加分，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改土归流没有正式提出，也没有大刀阔斧，看似顺其自然，但也颇有成效。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无奈地交印交权，听从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对待这些主动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财产，酌加赏赐，又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使其虽无实权，但生活却依然能够富足。至于以后是败是盛，便要看个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归流的地区，官府重丈土地，废除原来土司的赋税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五年之内数额又少于内地。这不仅大大减轻了原来土民所受的剥削，而且不给心怀不满的土司煽惑民众进行叛乱的机会和理由。

变化，到处都在改变，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潜移默化，但身处在朱永兴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个国家内的民众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这一点。

或许老百姓还只是在计算着家里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种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粮食，能吃几顿肉；但有心的人却渐渐意识到，传统时代正在渐行渐远，现在的皇帝正在走着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

吏治、科举、举报监督、行政司法分离、地方政务公开这些是对于为官为吏的，专业化的气息越来越浓，不再是全能为官；七圣并尊，儒术虽未明旨贬斥，但独尊的地位越来越松动，这是对读书人的，皇帝的爱憎，恐怕是直接影响到他们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从海上到陆地，商路极大地拓展，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升，只要你遵纪守法，按章纳税，便不用担心官府的刁难盘剥，且投诉有门；工场主有政策的税赋优惠，借着市场的旺盛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出台的《劳务法规》又使其有了监管和限制。

和平安定、轻赋薄役、机遇发展、公平透明再夹杂着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昭武纪年初期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