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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蒙古军征战史告诉我们，北鞑子狠，南蛮子更狠。

自杞国灭亡的仅四年，舍利威便结楚雄、姚安、昆明、自杞国各地，各杀守将以叛，众十万谋攻大理；公元1305－1307年，自杞国罗雄州阿邦龙少，麻纳布昌结广西路（泸西、师宗、弥勒）、豆温阿匡、普安路营官普勒、阿迷（开远）、建水、元江、邱北叛，整个自杞国都燃起了反元复国的熊熊烈火。强悍的乌蛮，不但不为蒙古兵所用，反而迫使其把攻宋大军从前线抽回。

一切反根都在自杞国。

元蒙统治者决定全面消灭自杞国，把关外的军事奴隶制拿到关内强制推行，全国人口被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宋人），而自杞国乌蛮则与南人同等，属劣等民族。他们被大批虏去为奴，有的被带到关外；有的被当作货物转手倒卖；有的被当作财物相互赠送。在蒙古贵族推行的“羊吃人“的重兵圈地运动中，自杞国的土地被大量划为四王牧场，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滇东大地，水深火热，哀鸿遍野。反抗者则以重兵镇压，对于舍利威那样军事镇压无法凑效的领袖不惜重金收买刺客“以矛撞之”。30余年间，自杞国人的多次起义均被残酷镇压，每次镇压便是一次大屠杀，滇东高原又是一次血光之灾。在蒙古兵征服的国家里，元人只修了宋、金、辽三史，其他的虽没有修史，但也保留了国名和主要部件，让后人终有个寻觅处。对于有着刻骨铭心仇恨的自杞国，则制造了一个千古文化奇冤，全面取缔，永远消失。

在元朝国史，云南地方野史中，统统抹去了自杞国的国名，实在让不开的地方，便以“三十七部”取而代之。如胡蔚《南诏野史》：“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三十七部攻平国公于鄯阐，其叔高明清战死；绍兴二十年六月，讨三十七部叛夷”；《元史…地理志》：“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鄯阐其一，郡四，部三十七”。

以上时间，皆在自杞国立国30余年之后。

滇东古长城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是云南现今所有单体文化工程中最大的遗存物，是自杞国的脊梁，是蒙段统治者最不愿看到的伤心城。蒙元将之“虎国之城“改名为“鞑子城”，这样，南蛮之子便成了北鞑子的“螟蛉之子”。这样，一条气势磅礴的滇东巨龙，便成了北鞑子膝下可怜的螟蛉虫。然而，在自杞国人民心中，依然是我们的“底伯卢”。

《元史…兀良合台传》写道：“自出师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乌白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然而，自《元史…地理志…广西路》：“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师宗、弥勒二部内附”。只有有两部内附，谈什么三十七部？更有南宋边防大将李曾伯《可斋杂稿…奏边事已动》：“七月十二日酉时，据蒋方申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日搏牌渡都泥大江。”是啊，直到公元1259年秋天，自杞国王还坚定地站在盘江西岸，坚定地指挥着自杞国抗战，并且还时刻关心着南宋的安危，一旦探得敌兵将渡南盘江的消息，便选快马将情报提前5天送到南宋边防大将手中。说什么“兵威所加，无不款附”，你见自杞国三十七部哪部款附于你？滇东各县志书中只有中性词“内附”，还在战争的第二年，便只剩了1/5人马，战争的第五年，12万鞑子兵只剩了“四王骑兵三千“。这就是所谓的“兵威”了。

《元史…阿术传》载：“子孙父子浴血三世（父，速不台；子，无良合台；孙，阿术），至不怜吉歹始追王”。为什么失去了忽必烈的信任，生前不得封王？无非是“你大丧我帝国之精锐，你丢尽了成吉大汗之脸！”此外还有什么呢？

由此，蒙元将自杞国被大剁十八块，变成了三十七部，而又找不到任何部落的影子。更毒的是，所有的族名、人名、地名全换成了蒙古语。我们今天读起来，如读一部天书，许多地名、族名令今天的史学权威们都无法破解，自杞国抗蒙战争史，成了一场永难理清的模糊战。由此，我掂出了“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句话分量的沉重。千古奇冤。滇东一叶。自杞国王国战舰在蒙段统治者精心部署的大围剿中沉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王国战舰上的炮塔－